随著内阁改组，沈志强从人力资源部（KESUMA）转任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KUSKOP）部长，并迅速宣布通过该部旗下的两大金融机构，人民银行（Bank Rakyat）与中小企业银行（SME Bank），推出针对华裔商家的微型贷款计划。
这一消息在华社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者认为这是团结政府对华商困境的直接回应，但也有声音质疑：这有什么稀奇？以前国阵时期，不是也有给华商的贷款吗？
确实，如果我们只看是否有贷款，对一般民众而言，似乎没有什么分别。若真的要说，唯一分别的，或许是只是数字上从5000万增加到1亿。但如果我们剥开表象，去审视资金发放的路径与背后的逻辑，我们会发现，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贷款计划，而是一场关于国家资源分配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
它标志著华商融资，正在从过去的政治恩赐，走向真正的制度化。
政治外包vs制度化
回顾历史，过去政府对华商的贷款支持，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外包色彩。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对华商的拨款，并非直接由国家金融机构主导，而是通过特定的华基政党、附属合作社或基金会作为中介进行转手。华商要申请贷款，往往不是去银行，而是去政党或政党相关的办公室。
其原因很简单，企合部是一个服务于新经济政策的部门，对于其他在新经济政策之外的需求，自然得寻找一个“代理人”来代劳。这种代理人模式看似为华商开辟了一条特别通道，实则是一种对国家制度的“绕道”。它本质上是一种“去制度化”的操作，通过在体制外设立临时性的“蓄水池”，来回避国家在新经济政策之下，主流金融管道对华商长期关闭或不友善的结构性问题。
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是深远的，它让政府部门有了不进行制度改革的借口，因为华人的需求已经由华基政党处理了，从而导致国家正规的贷款资源长期无需面对多元化的改革压力。结果，华商越是依赖这种“政治恩赐”的特别通道，就越是远离国家制度的保障，最终沦为体制外，毫无保障的“游牧民族”。
推倒隐形围墙：进入国家金融主干道
1亿令吉的华商微贷在数额上固然值得令人称道，但实际上更值得令人关注的沈志强和其背后团结政府打破所谓“代理人”的机制的决定。
这一次的华商微贷，不再通过任何政党中介，而是直接纳入企合部旗下的核心发展金融机构（DFI），人民银行和中小企业银行。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尝试。人民银行作为国内最大的伊斯兰合作社银行，中小企业银行作为国家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引擎，过去在华商的认知里，往往觉得“那是给土著开的银行”，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自然在心理上有一定的距离感。
沈志强通过这个措施，打通了这道隐形的围墙。他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晰：国家的发展银行是为“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服务的。这也意味著国家正式承认，华商的发展也是国家的发展任务。
当华裔企业家能像其他友族同胞一样，堂堂正正地走进人民银行或中小企业银行的柜台，通过标准化的程序获得融资。这不仅是资金的流动，更是国民身份的确认。这意味著，华商不再需要通过“特殊通道”来获取资源，而是进入到了国家金融体系的主干道上奔驰。
从生存到竞争：昌明大马的经济逻辑
如果我们把视野拉得更宽一点，这其实是安华政府“昌明大马”经济逻辑的体现。
在2025年全球经济动荡、供应链重组的大背景下，马来西亚已经没有资本继续玩“零和游戏”，国家需要的是所有族群的生产力都能被充分的释放，以此来抓著千载难逢的翻身机遇。
如果继续让华商在体制外“自生自灭”，依靠高利贷或有限的私房钱周转，受损的不仅是华商，而是整个国家的中小企业生态链。
沈志强把华商拉回体制内，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更是为了把华商接入国家产业升级的各种配套中。微贷只是一个入口，通过这个入口，华商将有机会分享国家经济转型的红利，成为“马来西亚国家队”的一员。
让制度成为信任的基石
告别“代理人”模式的华商微贷的宣布只是第一步，执行层面的官僚惯性及清真合规（Syariah Compliance）的限制依然是这个政策的挑战。如何确保相关政策能够确实落地，这是沈志强作为第一位华裔部长接下来必须面对的“深水区”。
因此，华商微贷的成败不仅在于经济，更在于制度信任的重建。唯有成功，我们的下一代才能笃定地相信：在马来西亚，只要肯拚搏、懂创新，谁都有资格成为驱动这个国家前进的“马来西亚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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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研究生，思达大马（SEDAP Malaysia）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