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并不是世界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道德评判的一年，而是世界被迫适应他的关键一年。在经历了多年的战略漂移、表演式且选择性的多边主义，以及对手将克制误判为软弱而进行的肆无忌惮的修正主义行为之后，特朗普总统的回归重新把一个冷酷而现实的真理带回全球政治舞台：权力依然重要，信誉必须被执行，而美国领导力对全球稳定并非可有可无。
正在展开的，并非针对特朗普的道德清算，而是盟友、竞争对手以及国际制度所共同面对的一场战略清算——这一切，源自美国重新展现其杠杆、清晰度与决心。
2025年充满动荡与不确定性，而2026年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将更加复杂。各国在努力应对、对冲并调整政策时，必须在维护自身利益与主权、以及选择最能服务这一目标的国家与体系之间艰难权衡，而与此同时，国际法的神圣性却日益变得模糊不清。
在大国竞争加剧、以及“多极化”理想化叙事与现实权力物质基础之间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各种替代性集团与对冲战略不断涌现。然而，国际体系的根基依然牢牢建立在美国在军事、经济与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之上。
特朗普总统的回归改变了力量方程式，并迫使各国重新校准自身回应。他对美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重振，强化并验证了其“以实力求和平”理念的有效性与稳定作用。
缺乏执行力的国际法
国际法依然是全球秩序的根本支柱，但其执行却日益呈现出不一致性。各国在符合自身国家利益时援引法律原则，在不符合时则选择无视。从南海到乌克兰，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与风险不断印证这一现实。原本被寄望用于威慑侵略与违规行为的法律规范，在实际效力上严重受限。
事实再次揭示了国际政治的核心现实：法律只有在背后有可信的力量、足够的威慑，以及明确后果的执行能力时，才具有效力。
在当今体系中，唯有美国仍然具备这种全谱系威慑能力——全球投射力、军事能力，以及足以在跨区域施加代价的经济杠杆。因此，现行国际秩序尽管并不完美，却依然与美国持续的主导地位密不可分。
对冲战略与战略模糊的极限
许多中小国家仍在推行对冲战略，试图构建“后备选项”，一方面维持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另一方面保留与美国的安全联系并获取所需的经济确定性。但这一策略正日益难以为继。
经济胁迫、灰色地带海上战术、网络施压以及监管报复的加剧，显著提高了战略模糊的成本。到了2026年，阵营选择不再是简单的二元问题，但它同样不再是零成本的。各国被迫将韧性置于机会主义之上。
替代秩序结构性弱点
围绕金砖国家扩容、“全球南方”团结以及由中国主导的秩序的讨论，反映了对西方主导地位的不满，也体现了试图重塑世界秩序、构建多极机制的努力。然而，这些尝试至今成效有限。
金砖国家内部高度分化，缺乏制度凝聚力、集体安全机制以及能够替代美元体系的可信金融方案。中国自身经济挑战——增长放缓、人口结构恶化、资本管制、科技限制压力、资金与投资外流以及债务上升——正成为其“阿喀琉斯之踵”，限制了其支撑新全球秩序的能力。俄罗斯在长期制裁下，既缺乏经济纵深，也不具备全球军事覆盖能力，更多只能充当“搅局者”。
因此，远离西方体系的多元化尝试，反而在许多国家中增加了脆弱性，而非自主性。尽管系统性风险明显，各国仍在仓促转向这些替代方案，将其视为后备选项。
威慑与美国主导的和平框架
自1945年以来，大国之间相对缺乏直接战争并非偶然，而是一套基于有效威慑与可信执行的持续运作体系的结果。该体系以美国的威慑力、联盟网络与前沿军事存在为核心，既用于遏制侵略者，也用于施加代价，并强调划定红线与执行后果的重要性。
进入2026年，这一逻辑依然存在，但将承受更大压力。其他力量正试图挑战美国作为国际法监督者与执行者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尽管美国在硬实力与经济实力上依然无人能及，但集团化整合的兴起，正试图修正传统秩序，挑战“美国权力集中是遏制修正主义行为者所必需”的叙事。
近期美国针对制裁规避行为、尤其是涉及委内瑞拉的强硬行动，重新彰显了划定红线与执行红线的能力。代理贸易网络、非法航运、金融漏洞以及各种规避制裁的行为，已不再能逍遥法外。
其战略影响并不局限于加拉加斯。对中国与俄罗斯而言，委内瑞拉曾是绕开美国金融控制、通过不透明贸易扩大影响力、并在美国地缘政治“后院”挑战其主导地位的试验场。特朗普总统的这一新举措，打破了数十年来对这种行为的“规范性容忍”，使委内瑞拉成为先例而非例外，重新塑造了整个体系的预期：任何试图规避美国权力的行为，都将遭遇直接反制，而非被动容忍。
这已改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模式。即便是追求战略自主的国家，也开始重新评估自身对二级制裁与美国金融权力的暴露程度。2026年的信号十分明确：经济中立并不能隔绝地缘政治后果，而在特朗普政府之下，可执行的行动已随时准备启动。
联盟分担与战略纪律
要求盟友分担责任、停止“搭便车”式享受美国安全保护伞，将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这一立场重新激活了北约，并将在2026年推动欧洲与印太地区的再武装进程。日本、波兰及其他伙伴国的国防支出上升，正在重塑地区威慑格局，军备竞赛也将延续并加速。
与其说这是削弱联盟，不如说这种强制提升安全姿态的做法增强了联盟的可信度。2026年的威慑将越来越依赖分布式能力建设，与华盛顿所提供的最大威慑形成互补，从而降低美国在多战区作战中的成本与负担。
地缘经济与关键战略领域
2026年的权力竞争，正越来越集中于人工智能、半导体、稀土与能源等关键领域。对供应链的控制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并将持续如此。
美国政策聚焦于限制对手获取先进技术、推动制造业回流，以及多元化资源依赖。这些举措并非孤立主义，而是旨在剥夺对手挑战现行秩序所需的收入、杠杆与技术基础，并遏制将这些领域武器化的企图。
继外交之后，关税已成为一线胁迫工具。与制裁不同，关税在正式贸易框架内运作，却同样能够塑造战略结果。2026年，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将被迫更加谨慎地考量美国市场准入与安全保护伞，以避免越线所带来的后果。
这一工具在2025年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特朗普总统将关税作为“终极王牌”，成功终结了其所结束的8场战争中的大多数，并有效防止了进一步升级。这再次强化了美国经济作为稳定器的核心地位，而全球需求依然锚定于美国的消费、投资、技术领导力，以及最重要的安全保障角色。
格陵兰、北极与战略地理
北极正迅速成为导弹防御、航道与资源获取的关键战区。格陵兰的战略价值，与预警系统、威慑架构及未来贸易通道密切相关。
唯有美国具备在规模上确保该地区安全的能力。尽管欧洲国家在政治上有所异议，但在防卫北极与其东翼方面，依然高度依赖美国能力。这种依赖凸显了西方联盟内部长期存在的不对称性。
2026年，北极将继续成为主要热点之一。俄罗斯与中国预计将持续扩大其存在与整合力度，而格陵兰将成为最关键的前线，但只有美国既有能力全面保护该地区，也能利用其保护西半球、欧洲乃至全球。
欧洲与亚洲盟友发展后备选项，反映了不确定性，但这种做法本身也蕴含风险。碎片化削弱集体威慑，为外部力量制造可乘之机。修正主义国家正试图利用西方在特朗普关税政策以及格陵兰、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已看到加拿大、法国、韩国等国尝试重建经济与地缘政治“后备选项”，并与中国关系出现回暖，以分散风险、为潜在的美国支持收缩投保。
然而，西方体系的可信度并不取决于口号式的团结，而取决于战略一致性。美国向印太地区的再部署，加上在西半球的强力执行，通过限制收入、技术获取与地缘空间，在不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对中国形成了有效约束。
特朗普总统通过退出联合国及其他平台（包括近期退出66个全球机构），迫使各国与制度正视这些机制的失灵与系统性失败，摆脱对空洞全球主义与乌托邦幻想的迷信。这将成为2026年的一次重大警醒——不再沿袭“照常营业”，也不再被所谓“觉醒式失败”或全球主义视角所蒙蔽，在错误议题上投入有限资源。
2026年的全球秩序并非由理想主义维系，而是取决于威慑是否可信、经济杠杆是否被积极运用。尽管普遍存在对冲与不满，但尚无任何替代体系展现出取代美国主导框架的能力。
因此，特朗普时代政策的影响应从结构层面理解，它们重塑了激励机制、强化了纪律，并再次巩固了美国权力在维护数十年稳定与和平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在一个国际法被选择性适用、竞争持续加剧的体系中，稳定并非源于共识，而是源于威慑、执行与秩序维护的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2026年再次印证了一个许多人不愿承认、却反复出现的结论：国际体系依然围绕美国力量运转，不论他国是否欢迎这一现实。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马大毕业，现为战略和安全分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