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刚开始,巫统青年团就在团长阿克玛的号召下召开特别大会,公开讨论巫统是否应退出团结政府。表面上,这是一场围绕所谓的马来人的尊严与原则和巫统政治路线的辩论;但若从政治学与权力结构的角度加以审视,这场大会更像是一种典型的民粹政治操作,阿克玛的核心目的,并非厘清政策方向,而是转移外界对治理能力的检验和掩盖其对权力的渴望。

必须指出的是,阿克玛并非单纯的党内青年领袖,而是现任州行政议员。在正常的民主政治逻辑中,身处行政体系核心的政治人物,其政治正当性理应来自其治理表现、政策成果与公共服务能力。然而,在这场高度政治化的动员中,公众几乎听不到任何关于行政绩效或政策成效的说明,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情绪化的身份叙事与对抗语言。这种刻意的叙事转移,恰恰反映出一个现实问题,当行政成绩难以成为政治正当性的来源时,治理的无能本身,便会成为需要被掩盖的对象。

从政治学角度观察,这种政治动员方式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特征。民粹政治并非一套完整的政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简化现实的权力动员手法:它将复杂的治理困境,转译为“人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将内部问题外部化,把执政失败归咎于外部势力或政治对手;并以“尊严”、“被针对”等道德化语言,取代理性的政策讨论。当政策绩效无法支撑政治正当性时,情绪动员往往就会取而代之。

这种民粹式操作,也并非单纯反映所谓的基层民意,而更像是特定政治群体的集体焦虑。对阿克玛等想要靠著巫统飞黄腾达却生不逢时的政治动物而言,其政治想像仍深深植根于巫统长期主导政局、身份即可转化为权力的旧秩序之中。然而,随著马来西亚政治结构碎片化、联合政府或将成为常态,单靠身份动员与对抗叙事,已无法有效回应现实治理的复杂性。在这样的转型处境下,他们所面对的,并非单一政策挑战,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权力焦虑,即既有的政治资本,已不足以确保其在新政治结构中的持续影响力。

正是在这种治理乏力与权力焦虑交织的背景下,民粹政治成为一种低成本、但高声量的权力获得手段。通过制造外部敌人、强调被羞辱与被剥夺的叙事,不仅可以暂时凝聚支持,也能压制内部质疑,将政治讨论从“你做得好不好”,转移为“你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

这也解释了为何阿克玛在政治论述上,逐渐向伊斯兰党靠拢。双方的互动,与其说是政策理念高度一致,不如说是共享同一套权力想像,对多元政治与协商治理的抗拒,以及对单一主导秩序的怀旧。在民粹逻辑之下,政治合作并非建立在原则与制度之上,而是取决于谁能在特定时刻,提供更直接的动员能量。

在巫统内部,这场特别大会同样构成对巫统领导层,尤其是阿末扎希的一次公开施压。它试图将复杂的执政现实,简化为立场对错的问题,把政治妥协描绘为背叛,从而以情绪动员绑架理性决策。这类逼宫式民粹政治,或许能让巫统短期重夺权力,却无助于政党的长期复兴。

马来西亚政治早已进入一个无法回头的阶段。选民不再只看口号,也不再为怀旧叙事轻易买单。任何政党若要重新赢得信任,终究仍须回到治理能力、制度改革与政策成果本身。

因此,这并非单纯的路线之争,而是一种清晰可辨的政治现象:当治理乏力无法回应现实挑战,权力焦虑便会催生民粹政治,成为掩盖问题、转移检验的工具。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程健鹏

国际法研究生,思达大马(SEDAP Malaysia)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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