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在过去几十年改变了全球权力的轴心，迫使世界进行重新调整。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约9%，创造了社会流动性，使8亿中国公民摆脱贫困。
如今，中国的快速崛起正在放缓，GDP增速约为5%，全球力量对比也随之重新调整。而中国要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的预测从未实现。
根据统计，中国劳动力规模已达峰值，预计2025年至2050年劳动力供给将下降约7%。
在经济放缓与远离改革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前就已显露疲态。其劳动年龄人口已减少约十年之久，整体人口也已见顶，并被印度超越。
曾经充斥全球工厂的年轻劳动力正在减少，“躺平”风潮的兴起反映了年轻一代在失业和岗位紧缺面前的处境。
为了养活日益增长的老龄人口，中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
这种“巅峰陷阱”可能造成对美国更危险的局面——一个曾经崛起的大国奋力避免衰落。然而，民主国家往往在大国竞争中表现出色，拥有独特的经济、外交和军事优势。
对于北京来说，全球军事主导地位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中国模式的困境
中国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印度，正快速崛起。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警告中国模式存在根本缺陷并最终会崩溃。如今问题已极为深刻，修复代价极。
中国不仅不会如长期预测那样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主导经济体，实际上已经开始落后。
中国模式的主要动力是投资，侧重基础设施与交通建设，资本大量涌入工厂、高速公路、机场、购物中心、房地产等。这在初期推动了高速增长。
然而，历经多年的公共基础设施大跃进后，回报已逐渐递减。
由于难以摆脱以投资和出口为主的发展路径，政策重心已转向自给自足和内部安全。
在经历了四十年的非凡增长后，中国经济面临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抑制了国内消费和投资。
随著经济更加发达，国家和企业却仍不断建设。增长率虽高，但经济正在产生破坏健康的浪费性过剩。据估计，中国有2300万至2600万套未售出的公寓，足以容纳整个意大利人口，其中许多位于人口下降的城镇，永远不会被购入。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络，但运营该网络的国有公司债务超过8000亿美元／约3.3兆令吉，并录得巨额亏损。
随著中国持续超额投资，其大部分不良投资由借贷支撑，债务增长速度远超经济增速。十年前，中国总债务约为国内经济总量的两倍，如今已是三倍。债务与GDP比率约为300%，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极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中国地方政府以融资基础设施项目之名已积累9兆美元／约37兆令吉债务。
中国领导层早已意识到投资战略存在风险，也认识到必须通过减少对投资的依赖来实现再平衡并构建新的增长引擎，尤其是国内消费。
中国还需要自由化其金融部门，减少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控制。
习近平在任期初期似乎理解并接受这些必要措施，但改革并未真正发生，或进展太慢。
实施这些改革将带来深远后果，也会削弱国家权力及习近平本人的权力。随后出现了不愿以政治控制换取经济增长的态度。
习近平依靠国家产业政策推动创新，而私营部门却在退却。在高储蓄率和依赖出口与投资的经济模式下，国内消费疲弱，并波及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商品需求。
区域与外部因素
东南亚区域国家采用类似出口导向模式的经济体也因此受挫。需求萎缩推动经济下行，引发通缩，抑制投资和消费，这些恰恰是复苏经济所需，从而形成无休止的“中间地带”困境。
在这种困境下，北京向外寻求，通过经济“友岸化”与反西方模式，试图借助经济集团扩大话语权，利用成员国的集体经济意愿作为脱离西方主导的传统市场与贸易体系的后备选项。
其思路是：单独看，中国经济或许不如美国大，但如果把中国主导的经济集团整合起来，总量会超过美国。如果中国无法在默认情况下超越美国，就通过建立联盟在总体上超越。从金砖国家到“一带一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试图通过“魅力攻势”经济模式来协同各方。
然而，根本性的地缘政治差异依然存在，没有统一的经济核心纽带，西方经济市场与主导地位依然难以被挑战，更遑论取代。
六个新金砖成员国的经济总量仅略大于英国。从印中之间到俄中之间的安全与地缘政治猜疑，内部差异根本阻碍了对西方体系的真正挑战。
习近平的经济雄心与现实掣肘
与美国竞争的决心一直是习近平经济议程的核心驱动力。
从加码国家产业政策与财政支持到特别措施，旨在让中国企业在关键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与半导体领先美国对手，习近平长期以来有意将中国提升为全球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通过自给自足目标、双循环战略以及新的经济“友岸化”努力，习近平试图减少中国对美国制裁的脆弱性。
然而，国内指标不足以支撑这些目标。中国人均收入约1.27万美元／约5.3万令吉，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
资源有限也限制了军事能力的持续扩张。国有银行已大幅削减对低收入国家的开发贷款。
中国经济的下滑削弱了习近平通过意识形态运动挑战现有世界秩序的能力。全球南方在中国身上看到的是：威权统治并不能保证独裁者取得经济成功和国际威望。
中国经济的衰退使其更难支撑“威权政体能够实现财富、国际尊重与政治权力”的论述。这表明威权政府面临双重挑战：它们无法在维持控制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需要政治与经济改革协同推进。
一个国家的力量投射程度直接取决于其经济实力，而从各项指标来看，北京在未来多年内要匹敌西方的韧性仍然是一个艰难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