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精心策划并有意安排了一场力量与外交的展示，从在天津主办上海合作组织（SCO）峰会，到在北京举行规模空前的阅兵式，以此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成年礼”。这两场活动都经过精心设计，旨在向特朗普发出直接的武力示威，向台湾发出警告，并对其他潜在对手和地区大国发出微妙的警示：中国在该地区的力量无可匹敌，且正日益动摇美国的主导地位。
然而，尽管北京努力营造这一新的叙事，并试图通过新盟友来巩固协同与实力、提升由中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但深层的历史戒心和猜疑，使得这种脆弱的便利性联盟难以维持，而由美国主导、坚守并被证明有效的全球秩序，历经八十馀年，仍将继续延续。
此次上合峰会规模空前，习近平不负所望，号召各国共同“反对霸权主义”，拒绝冷战式的阵营政治，这是对特朗普和美国的明显抨击。
规模最大的阅兵式，纪念日本二战投降80周年，展示了中国最先进的军事装备与资产，从高超音速导弹到激光武器、无人潜艇，意在对包括华盛顿和台北在内的所有对象发出强烈警告。
向台湾与特朗普传递威慑信号
这场精心营造的视觉效果旨在表明：习近平在其阵营中拥有强有力的朋友，进一步强化中国的大国领导地位主张。邀请印尼和马来西亚作为峰会嘉宾，也是一次有意为之的举动，表明北京有意将影响力扩展至其核心欧亚伙伴之外。
在习近平的战略愿景中，诸如上合峰会和胜利日阅兵这样的活动，不仅仅是纪念，而是用来在世界舞台上巩固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联盟。
这同时也是一种隐蔽信号，即便是对与会的金正恩和普京这样的亲密盟友：中国在军事能力上依然领先于他们，从长远来看，中国在邻近力量上仍占优势。
虽然外界注意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领导人首次共同公开亮相，显示出团结的姿态，但这并不意味著他们会组成一个长期的统一战线，为完全配合北京的立场而牺牲自身生存风险。
习近平此举的一个核心动机始终是威慑台湾，不要挑战北京的主张。通过武力展示，他意在阻止和打消台湾使用武力或宣布独立的可能性。
通过借用二战胜利的叙事，习近平也在强化这样一种历史叙事：中国将像当年抵御外来侵略一样打击分裂主义。这对台北领导层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解放军若受到挑衅，已准备好作战。
习近平的操弄同样是对特朗普的直接信息：退让，否则将面对一个新兴的权力轴心的联合抵抗；北京不会因特朗普的关税和科技制裁而屈服，中国与其伙伴已准备好正面迎击美国的力量。
这一威慑信号具有双重含义：对台湾——不要想著独立；对特朗普的美国——你的遏制战略必将失败。
选边站：“与我同在，或与我为敌”
这一叙事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明显是对世界施压的“二选一”策略：“要么加入中国的新阵营，要么继续留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中”。正如习近平在阅兵讲话中所言，世界必须在“和平与战争”之间作出选择。然而，所谓和平，其实更多取决于各方的解读与意识形态偏见。
其潜台词是：加入我们的新权力俱乐部，就能从中国市场、投资和安全伙伴关系中获益；否则若站在华盛顿一边，就要承受中国的愤怒与西方反华政策的代价。
莫迪的出席及其对北京与莫斯科展现的热情，被北京宣传为一场证明性的胜利，表明即使是美国的传统伙伴也在向中国阵营靠拢。但事实上，莫迪与特朗普的关系从未动摇。
通过这些行动，习近平发出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如今不仅具备对抗美国及其秩序的准备和实力，还准备取而代之。
上合组织的地位被大幅抬升：代表全球43%的人口和2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媒体将此作为“东方”或“全球南方”在北京领导下可超越西方的证据，并将这种新模式与所谓不公的西方体系相对比。
上合组织与金砖国家都被吹捧为可提供无附加条件的融资支持、摆脱美元的新贸易体系，以及没有“民主说教”的合作，这对那些长期对西方制裁和人权约束心怀不满的国家具有吸引力。
习近平通过这一最后通牒暗示的潜在威胁是：若中国阵营在力量与效能上积累势头，那些仍犹豫不决的国家最终可能会被孤立。
华盛顿视这一新权力轴心为对其数十年来建立并维护的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重大威胁，认为没有任何势力有必要破坏这一全世界享受已久的“和平红利”，尽管美国长期未获得应有的认可。
中国力量见顶的危险
习近平的强硬举动源于一种紧迫感：中国正逼近国家力量的顶点，而经济与人口因素正在关闭上升窗口。
“峰值中国”理论由迈克尔·贝克利（Michael Beckley）和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提出，他们认为中国这股迅猛崛起的力量正在减弱，但仍足够危险。
从历史经验来看，处于顶峰的强国往往会变得更具侵略性，正因其担心未来衰落。贝克利指出，当快速崛起的大国遭遇长期经济下滑时，往往会在国内收紧控制，同时在国外扩张，以确保经济命脉、击退竞争对手并攫取领土。
习近平当下的好战姿态可能反映了一种“现在或永不”的心态：在内部下行压力与“百年马拉松”实现期限的双重逼迫下，再加上特朗普推动美国复兴，北京或许认为现在是重新点燃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窗口，否则将面对停滞与衰落。
习近平的权力巩固与外交放大，正符合这种峰值强国的行为模式。在国内，他收紧了权力；在国际上，中国正加快建设蓝水海军与军事优势，以保障其广泛主张，并遏制美国干涉，甚至直接在美国的影响范围内展开挑战。
所有这些举措都符合贝克利所称的“重商主义扩张”模式：动用国家力量以获取资源和全球军事立足点，作为国内增长放缓的补救。
这种自信与大胆的表现或许并非表面所见。习近平的中国也在出于战略焦虑而行动，意识到其重塑世界秩序的最佳时机就是现在，在其相对力量下降之前，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重新拉大差距之前。
习近平阵营裂缝
习近平试图维系的联盟，更像是基于便利而非共识，其成员之间利益分歧严重，且对彼此，尤其对中国有深刻的不信任。天津与北京的笑容背后，潜藏著重大裂痕。
尽管习近平努力拉拢莫迪，但双方心知肚明彼此的戒心。1962年中印爆发边境战争，2020年在喜马拉雅山脉也曾发生致命冲突。印度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怀有深深疑虑，痛恨北京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以及通过“一带一路”与“珍珠链”战略侵入印度势力范围。
莫迪与习近平的短暂缓和，更多是受到特朗普关税与美国冷遇的短期压力驱动，而非长期战略调整。新德里将继续坚持长期奉行的战略自主，不会沦为中国的小伙伴。
俄中关系亦然。历史上，俄罗斯始终对中国崛起感到不安，尤其在漫长的西伯利亚边界与中亚地区，加上冷战时期的戒心与矛盾。
如今，俄罗斯事实上已成为小伙伴，其经济与科技日益依赖中国。普京需要习近平的支持来抵御西方制裁，但克里姆林宫很清楚其中的局限，不会完全受制于北京。
俄罗斯依然保持与印度的强大防务伙伴关系，并向新德里出售先进武器，体现出莫斯科避免完全依赖北京的意图。事实上，莫斯科对新德里的信任甚至超过北京，这种情况可追溯至冷战时期。
此外，俄中之间的竞争也在增长：在中亚争夺影响力、在北极竞争雄心，以及在全球军火市场的角逐。
信任有其限度。虽然俄中在华盛顿的问题上有共同对手，但他们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正式同盟条约。即便有“无上限伙伴关系”的说法，但若核心利益冲突或涉及国家生存，彼此很可能弃对方而去。
朝鲜亦如此。其生存部分依赖中国的资助与支持，但平壤始终强烈维护独立，且经常违背北京的意愿。
金正恩罕见访问北京，与习近平和普京共同亮相，确实给北京带来宣传上的胜利，但平壤的忠诚并无保障。历史上，平壤也曾在中苏之间反复权衡以谋取自身利益。
巴基斯坦对中国或许越来越重要，北京在其境内有大量投资，但伊斯兰堡仍时常寻求美国援助，不可能完全与华盛顿对立。
上合组织中的中亚国家同样对中国保持警惕，在政策上小心平衡：一方面依靠莫斯科的安全伞，另一方面受益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同时确保维护自身国家利益。
其中许多国家也对中国沉重的债务型基础设施项目和日益增长的存在心怀戒心。
上合组织的信任缺口
上合组织缺乏像其他正式联盟那样的约束性承诺与框架，它并不是一个全面的安全或经济联盟。
上合组织章程回避了军事联盟义务，更多强调模糊的反恐合作、经济联系与政治对话。
尽管成员之间因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对华盛顿的反感而显得友好，但若台湾或南海爆发冲突，俄罗斯或伊朗是否会提供支持并无保证。
上合组织更多只是一个合影与对西方集体宣泄的平台，仅止于此。
许多看似与北京友好的参与者，其实在谨慎观望，清楚后果所在，并未完全投入。
“全球南方”国家不愿通过缺席向北京传递错误信号，但大多数仍在两边摇摆，同时警惕中国在争议地区咄咄逼人的主张与不断增强的武力展示，但又不得不依赖其经济与市场。
习近平的联盟与上合组织，缺乏经济层面之外更深层的信任与制度凝聚力，不同于西方框架在安全、价值观与经济三方面均有绑定且持久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