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是一场遍及全球的斗争，全世界的华侨都积极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斗争。在这当中，新加坡是一个特殊的战场。九一八事变之后，新马华人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七七抗战全面爆发之后，这一浪潮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当日寇开始侵入华南之际，新马华人又发动了救乡和接纳南下难民的运动。这一切都使得日本侵略者对新加坡华人恨之入骨，随即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他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我的家族是中国东南沿海厦门岛上一个乡绅—华侨家族，与新加坡有著久远的渊源关系。早在1918年，我的伯祖父陈通（祖父的胞兄）就带著他三岁的长女陈淑娥前往新加坡，在那儿待了四年，先后做过胶园管理和学校教师的工作。1936年，22岁的陈淑娥又随丈夫吴静邦去了新加坡，夫妇俩在那里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长达五年之久。而我的祖父陈菊农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与新加坡的厦门禾山乡亲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联系。
祖父是菲律宾华侨，经常往返于马尼拉与厦门之间。1938年日寇占领厦门前夕，祖母带著子女们赴菲投靠祖父。祖父安顿好家人后，又匆忙赶往新加坡，参与新加坡厦门公会的筹建，其宗旨是救乡和接应难民。
该会的《金禧纪念特刊》（出版于1988年）有一篇“本会初创十年概述”，文中记叙了公会的创始缘由：民国廿七年（1938年）五月，厦门沦陷于日寇，“时陈君菊农适由菲岛来星，英才荟粹，秉烛谈心，佥认应从速发动组织，一面得与各方乡侨发生联系，谋救乡工作，一面可设法援助避难南来诸同乡……”公会筹备委员会随即成立，并向英国殖民政府华民政务司申办注册登记手续，之后新加坡厦门公会正式成立。
在这本纪念特刊的另一篇文章“本会史略”的标题下，赫然映入眼帘的一幅照片中，前排居中正襟危坐的便是祖父，其排位凸显了祖父在筹委会中的重要地位。新加坡是当时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中心，也是东南沿海避敌难民集中前往的地区。新加坡厦门公会的筹备和建立，与抗战风云密切相关，因而也是祖父参与抗日救亡工作的一件大事。（上图为1938年新加坡厦门公会筹委会委员合影，前排正中为作者祖父陈菊农。）
在新加坡，我的堂姑妈陈淑娥和堂姑父吴静邦也书写了一段没有硝烟的抗战史。1936年，堂姑妈随丈夫赴新加坡，时值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风起云涌之际，他俩在新加坡侨界的学校和报社工作，以极大热情投入了这场运动。
堂姑父任星洲崇正小学教员期间，参与组织业馀话剧社，宣传抗日救亡。同时他还是马来亚普罗作家联盟的会员，与朋友一起创办《星洲文化丛报》、《星野周刊》等进步报刊，激扬文字，鼓吹抗战救国。堂姑妈先在崇福女校任教，后转入《南洋商报》社工作。1937年她作为记者被派驻香港，经常往返中、新、港三地，从事与抗日有关的各项工作。
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两天后，新马华侨成立了“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他俩义无返顾地投入了筹赈会的工作。堂姑妈还参与过“实叻妇女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工作，堂姑父则担任过“实叻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人。他们的工作之一是，将华侨的捐款秘密地汇给廖承志在香港的办事处，公开的则是将款项捐给了陈嘉赓在新加坡的组织机构。然而，英国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殖民当局对华侨抗日活动严加防范。1938年初吴静邦被逮捕，1940年夏再次被捕，并于这年冬被驱逐出境。陈淑娥也被迫于次年离开新加坡。
堂姑妈陈淑娥和堂姑父吴静邦回国之际，正值祖国抗战最艰苦的阶段，起初他俩避居于鼓浪屿，但不久后吴静邦即秘密前往浙东参加抗日游击队，继续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抗争。虽然吴静邦、陈淑娥夫妇后来因与组织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其在海内外参与抗日斗争的经历一度未获承认，但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应得的荣誉，他俩英勇的抗战经历也大白于天下。历史最终没有忘记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