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段子是这样写的。有个小孩，在圣诞节的时候想收到一百元，于是笃信上帝的他，写了一封信，并把信交给正在派送信件的邮差叔叔。邮差叔叔看了要送的地址，有点讶异，于是把信送去给了总统。总统一看，为小孩的天真大为感动，于是吩咐自己的秘书给小孩寄钱去。秘书问，要寄多少？总统原想脱口而出说100元，但考虑100有点多，于是说寄50元，也就是总数的一半就好了。
不久小孩收到来信，发现里头有50元，并发现是从政府寄过来。小孩非但没有感激，嘴上还叨念著：肯定是政府偷拿了50元。
这段子的发生背景是在美国。也就因为是崇尚个人自由主义的美国，才对掌握强大公权力的政府格外警惕。若时空背景放在强调集体强调大政府主义的马来西亚，收到50元的小孩，就应该感恩政府，绝对不应该要求多多，甚至时时记得政府对他的好。
像之前的沙巴州选，土著团结党主席，也就是当时担任首相的幕尤丁，以自称“阿爸”为宣传口号，要表达的不外是自己身为首相是体恤民生，是照顾民众的好首相，就如一个家庭里的阿爸，为照顾好家庭而尽上应有的义务与责任。
以阿爸为宣传口号也非幕尤丁一人独属，砂拉越已故首长的阿德南也曾以类似阿爸的口号abai作为竞选口号。促进这类家长式民主制，部分原因可能是源自大马固打制做法的衍生品。
当大部分选民期许政府在资源分配做得更多的时候，就会默许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以政策去推动资源分配平衡。能控制集体资源的分配权，也就意味越临近中央权力核心，就拥有更大的权力，相较平民百姓，部长高官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轻松地成为特权阶级。因为他们享有特权，所以声称获得26亿捐款，一马公司弊案缠身的前首相纳吉，仍能受到夹道欢迎。
警惕特权集团
当我们期待一个能管得更多的政府的当儿，就必须警惕一个庞大的行政组织成为拥有特权，不受选民控制的特权集团。哪怕我们拥有选票，但在法治不成熟（世俗法庭与宗教法庭），三权分立机制不完善（执法行政部分凌驾于国会），媒体被打压（反贪会首席专员阿占巴基状告揭露他持股新闻的媒体记者索偿1000万，以及彭亨州政府起诉社运人士指责州政府默许滥发树木，诋毁州政府形象）等等不利民主发展的现状，我们应该更理性地问政，并在每一起破坏民主建设的事件中发声，就像反贪会主席阿占巴基状告揭露真相的记者拉丽塔，我们必须声援拉丽塔，因为公众媒体的本分之一，就是监督政府。
同时我们也必须鼓励每一件能让民主进步的事情发生。如从我国家长式民主的角度审视，大选时越多旗越多宣传海报越多的宣传活动，则表示该党实力雄厚，有只要成为民众的富阿爸，就能带给该区拨款和建设。但回过头想，羊毛出在羊身上，候选人在竞选时用的每一分每一毫都不会从天而降，相当大的一部分资金是来自于捐款。
大数额的捐款，其背后的目的性就值得留心：是单纯的认同其竞选纲要，还是期望胜选的候选人能为他们提供利益输送？在希盟执政时期，原定要提呈的政治献金法案，后来却遭遇喜来登政变而作罢。这无疑给我国民主进程又一记耳光。
我国不缺执行力，就缺制衡集权政府所为的国会与媒体的监督力量。若权力制衡没法在法律中体现，那庞大的执法行政部门，迟早凌驾法律之上，成为不用背负法律责任的天选之子。而我们，似乎就恰恰走在这条路上。
挑衅社会道德底线
像前首相纳吉被夹道欢迎，被要求合照，并常以幽默调侃时事课题而蜕变成为网红bossku。这无疑是挑衅著社会道德的底线。若前首相纳吉为一马公司贪污丑闻道歉，并受到法律的制裁，服刑后，重现众人的眼前，我是完全可以接纳一个愿意承认错误愿意改过自新的政治人物的。
但是，如果政客们利用娱乐化幼稚化政治课题，以求社会民众对其所做所为忘得一干二净，我想这不止体现政客的狡猾，更是揭露普罗大众的目光只管好笑不好笑，好看不好看的娱乐至死之年代。不反思如何阻止下一任首相获得26亿捐款，不反思如何阻止下一个一马公司的诞生，却迷恋脸书里幽默有趣的bossku贴文。
前首相纳吉获得26亿捐款不是趣文，绝对有可能是他国欲干涉我国政治生态的政治献金；一马公司也不是往事只能回味，而是涉及300多亿欠款，足以影响我国经济的严重弊案。
这些被养肥的特权阶级，不过只是暂时掌权的代理人，我们选民需要的是制衡力量，而非崇拜与盲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