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网上流传著“救叶新田就是救华教”，有人以董总之名，动员有心于华教发展的朋友们，聚集于天后宫，参与一场救亡行动的同时，我们都欠缺了对这一个维度的思考，造成董总，董联会及教总的不协调，甚至是分裂站边的原因，这来龙去脉为何？
在民粹运动全球化的今天，有没有考虑过，这集会是一场情绪主导，一彻头彻尾的造神运动。
是组织老旧的问题
董总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建立了现在我们可见的组织形式，然而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组织的结构是为了应付冷战的思维，面对会剥夺或威胁华教的，类似于民主集中制方式，而权力的核心，很容易会倒向权威的人物，俨然，他们是维护华教运动的灵魂，在冷战二元对立，资讯相对落后情况下，这是最有效果的组织方式，对于抗衡及对集权政府的政策，作出有效及强烈的反应，是有其意义。
另一方面，在资讯流动化，零散化的今天，人们不再满足于一种被动的，根据中央资讯作出回应的社会参与，相反，面对多元群体的不同诉求，年青一代需要的是更大的直接参与及自决过程，不同于以往民主选举中央领导机构，而领导机构去主导带领总方向的方式，就容易堕入官僚集权化的的过程。
Daniel Bensaid这样说:“学习民主需要一段时候、时间和精力，和经济改革的节奏并不相同。“较容易”的方法是把民众的权力机关隶属到一个开明的导师和党之下，并由党作出委任来代替民主选举官员、民主控制和撤换官员的原则。这种过程，早在1918年便已开始。这个逻辑，以镇压政治多元化、政治自由和用权力压倒权利而达到顶点……早在斯大林登上权力之先，权力主义倾向已经开始发展，这我们不会否认。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十分真实的“主要敌人”，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纠缠下，忽略和低估了“次要敌人”官僚层的危害性。到了最后，是这个“次要敌人”把他们推到一旁，最后更把他们消耗殆尽。”(Daniel Bensaid:《1917十月革命的教训》)
民粹动员初探
多元化的自主参与，是要求透明度，集体负责，领袖问责，程序公义，分散决策权，考虑少数派的利益以达到平衡。老旧的集权组织，容易以领袖为首，遗老恋栈权力，而且再次贩卖情绪的行为。
民粹动员有全球化的迹象，欧洲的右翼民粹的兴起，俄国排外运动，美国茶党之类的运动，都是一个可以藉鉴例子。然而，都是以对抗黑暗此种摩尼教二元式对抗为主调的运动，都是动员及反动员，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心理状态来呈现。而最大的问题，是利用最容易唤醒的恐惧，代替有结构的，分析的思考，以及多元的参与。当游行是一种动员令，或是恐惧的反应，不是一百个独立个体，经过他们独立思考，讨论，整理问题次第，及自主的表态，深思后作出行动，那么集会没有它的意义可言。
民粹动员，就是指民众在强烈无力感下，还有对于实际生活的不可掌控下。
不同的时代中，总有一些人，或是知识份子，或是把弄玩语藻精英，带领民众，使人民认同。再套用理性的大系统，为运动及行动的目的，加以论述，等不及群众消化行动的脉络，群众就以情感(通常都是负面)的累积，作出有行动力的举措，民众就此依赖这种“救世主情结”，而在不完全接收资讯并消化的情况下，认同他们的信念及动员。
当我们在经验集会的亢奋时，还有一个战场:法院诉讼。如果这集会是想转移视线，把法律程序建议中委代表重选的忽略。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而叶新田欲绕过高院的“干预”，而反而提出禁令，禁止傅振荃等人在6月2日召开董总特别会员代表大会。
问题来了，叶新田的律师在诉讼中，引出社团法令第16条文，社团注册官才是解决的最好人选，那么，一人解决一切问题，又何必动员高院，浪费公费。然而，这社团注册官在公信力下降，于纷纷质疑之时，就以“任职未届满不可以离职”这种没有会章根据的理据为由，继续以不民主的方式恋栈权位，却不愿意采取程序公义，民主协商的方式。召开董总特别会员代表大会乃是一种重新赋权的形式，有会章可循，然而叶新田一帮在法院判断其合法性之前，却利用司法制度，欲以禁止重新赋权的民主方式。更糟的是，集会却把镁光灯放在“叶氐之存亡及华教之存亡”，鲜少见过这种恶劣的神化领袖手法。
是谁拥有了董总
在叶新田斥责傅振荃及孔婉莹“私相授授”，“搞私有化”，然而，利用公器以为已用，把透明性及公信力都放在赌桌上，难道就是叶新田对于公义的定义？你的行为如何，你的日子也必如何。那么，是谁拥有了董总呢？是参与集会的人，还是更多的人:没有参与集会，却关心母语教育的华教的持份者，那些教师，学生，青年，有子女的华族家长？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究竟集会为何，救亡为何，所救者何许人也。民主赋权与民粹嘉年华之别在此，冷静解决问题，还是情感式的宣泄，是直面课题，调解内部问题，整顿历年积弊，还是继续消费情意结，却回避了引致董总风波的种种因素:如何使组织实现程序公义，透明度，民主方式等等的课题。华教又如何可以前进？这是有心于华教的发展及真心维护母语教育的人，应该严肃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