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近日爆出慈济基金会涉及BNT疫苗采购的诈骗案，令人再次回忆起疫情年代疫苗一剂难求的疯狂岁月。根据台湾检方调查，一家第三方公司涉嫌利用鸿海、台积电及慈济共同采购德国BNT疫苗的契机，自称掌握关键采购渠道，并向慈济收取高达3000万美元／1.2亿令吉的服务费用。检方进一步指称，对方还提醒慈济不要直接向鸿海及台积电查证，以免影响交易进行。案件目前仍在司法审理中，最终事实仍有待法院裁决，但案件所揭示的诈骗思维，却足以让所有公共机构引以为戒。
这宗案件最值得深思之处，在于涉案者并非涉嫌虚构一批根本不存在的疫苗，而是被指借用了鸿海及台积电已经打通的正规采购渠道，把自己包装成不可或缺的中间人，搭上别人辛苦建立的“顺风车”，再向慈济收取巨额费用。疫苗最终确实送到了台湾，人民也顺利接种，但若检方指控最终成立，慈济损失的不是疫苗，而是原本根本无须支付的中介费用。这种诈骗模式比传统骗局更具迷惑性，因为事情最终成功了，反而容易令人误以为中间人的存在是理所当然。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马来西亚2021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当时，一名来自沙巴、声称代表香港注册公司Xintai Development Enterprise Ltd的商人，于2月1日直接致函槟州首席部长曹观友，表示愿意安排200万剂中国科兴（Sinovac）疫苗给槟州政府，并声称愿意支付200万美元／818万令吉订金采购疫苗，希望州政府接受有关献议。面对当时全国疫苗供应紧张、人民焦急等待接种的局面，这样的献议无疑极具吸引力，槟州政府随后亦据此向联邦政府申请批准接受有关疫苗捐赠。
然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林冠英提出了另一种处理方式。他公开主张，涉及数百万剂疫苗的重大事项，不应完全依赖第三方公司的说法，而应直接向发马公司（Pharmaniaga）及中国科兴（Sinovac）确认供应来源，循官方及正规授权体系查证，而不是因为疫情紧急便放弃最基本的尽职调查。随后，他亦与发马公司管理层及相关技术团队举行线上会议，直接就疫苗供应链、授权分销关系以及实际采购流程进行核实，并在会议中逐一比对第三方所声称的渠道与官方记录之间的差异，以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有据可查、每一项说法都能回到源头验证。
后来，时任全国冠病疫苗接种计划协调部长凯里公开表示，经向中国科兴查证后，并无有关公司的采购纪录；香港公司资料亦出现重大疑点。随后，发马公司进一步证实，该名商人及其所声称代表的公司，从未与发马公司接洽采购疫苗，而中国科兴其后亦重申，发马公司才是马来西亚唯一获授权分销伙伴。
今天回头看，值得庆幸的是，槟州政府最终没有依据有关第三方公司的献议进行采购，也没有支付任何款项，因此没有蒙受任何金钱损失。我们当然不能武断断言，当年的200万剂献议最终一定会演变成诈骗案件，因为公开资料并不足以支持这样的结论。然而，后来官方连续作出的查证结果，却证明林冠英坚持要求直接向官方授权单位核实，并非多此一举，而是一种对公共利益负责的谨慎态度。倘若当年完全相信第三方中介，而没有经过原厂及官方供应体系核实，公共利益便可能暴露于不必要的风险之中。
台湾慈济案与槟州当年的疫苗风波，事实背景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简单画上等号。然而，两宗事件却共同反映出同一种风险，每逢公共危机，总会有人企图利用资讯落差和时间压力，从中扮演所谓“关键中间人”。他们惯常使用的话术，无非是“只有我有渠道”、“别人办不到”、“不要直接去问原厂”、“不要联络真正的采购单位”。当这些说法同时出现时，正是所有政府部门、企业及慈善机构最应该提高警觉的时候。
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它留下的教训却历久弥新。真正保障公共利益的，从来不是神秘的第三方，也不是所谓的特殊关系，而是公开透明的制度、官方授权的供应体系，以及每一道愿意停下来查证事实的程序。速度固然重要，但谨慎更重要。因为公共决策一旦出错，付出代价的从来不是个别官员，而是全体纳税人与广大人民。今天再看台湾慈济案，也更让人体会，当年林冠英坚持循正规渠道核实疫苗来源，并得到凯里、发马公司及中国中兴的公开回应，最终让槟州政府得以在充分验证后作出判断，避免贸然依赖未经证实的第三方渠道，这样的谨慎，正是公共治理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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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黄剑飞，字纪曌，寻根广东开平始知族谱三十一世为“纪”字辈，生于70，长于80、90太平盛世，风云际会廿一世纪初参与国家民主改革进程与世界格局变幻，大病一场恍然，仅以《日月当空》照汗青，纪录而今乱纪元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