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我在2月5日刊登之《大马年味的背后》所说，大马年味之所以如此浓厚，既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涵养，也有在地化的创意，以及与跨族文化多元共融的独特性。这正是许多海外内容创作者即使频频聚焦、反复讨论，也难以真正说清、亦难以完全共情的脉络。
那么，这样的年味，下一代还会在意吗？大马年味的未来又在何方呢？
这些年，新年的形式正在悄悄改变。尤其是自疫情开始，电子红包取代了红包封，线上拜年替代登门问候，团圆饭有时因为工作与城市距离而被压缩成一顿“打卡式”的聚餐。每年的数百首贺岁歌，又有多少首能真正流传下去，抑或只能“昙花一现”呢？
时代在前进，生活节奏在加快，这是无可避免的现实。如果说上一代南来的先贤用仪式安放乡愁，而第二代、第三代用创新延续认同；那么，下一代呢？既然他们对原乡没有切身记忆，对迁徙历史缺乏体感，年味会不会逐渐变成一种节庆包装，而非文化自觉呢？
这种担忧，绝非杞人忧天。看不少华团面对青黄不接的问题，就已突显这种担忧确实潜在，并非庸人自扰。如果真正了解华团历史，就会明白这些华团当初创设有多么不容易，大部分都是华裔先贤筚路蓝缕、节衣缩食，凝聚同姓宗亲、同省乡亲、同籍同乡的互助力量，在陌生土地上彼此照应。会馆、庙宇、宗祠，不只是空间，更是身份与归属的载体。
作为落地生根的第三代，我们曾和祖辈一同生活，听过他们的乡音和方言，也感受过他们的思乡与坚韧；同时，我们又在多元社会中成长，理解跨族共融的现实。
因此，我们或许是最后一代既懂迁徙之痛，又熟悉在地转化的人。倘若我们不把这段历史梳理出来、不把脉络讲清楚，后人便只能从零碎的影像与片段的叙述中拼凑理解，甚至被一些海外博主过度简化、一知半解的观点所牵引。
也因此，传承最为关键。华团扮演的角色是继续推动，就好像槟州各姓氏宗联委和槟州各姓氏青联委在多年来推动文化活动如举办庙会和中秋活动不遗馀力，也通过各种活动让小孩和年轻人了解姓氏的起源等。
然而，单靠华团并不足够，毕竟最重要的还是每个家庭和我们每一个人。这所谓的传承，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形式而已，而是把“为什么”说清楚，比如捞生是大马独创、中港台都找不到的文化；红包并不只是钱，而是一种长辈愿意给予、晚辈懂得感恩的伦理关系；团圆饭也不只是凑齐人数，而是家人团聚在同一张餐桌上的仪式感。
如果我们只是要求下一代“照做”，却没有解释“缘由”，那年味自然会停留在热闹和商业的表层。一旦形式变得麻烦、时间变得紧凑、科技提供更便捷的替代方案，传统就会被轻易简化，甚至被取代。这其实就和美食考古一样，若能够追本溯源，了解每种大马美食的故事和由来，那当中的“馅料”自然也更厚重扎实。
年味曾因乡愁而生，也因创造而盛。如今，它的未来，则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把这段来时路、当中的变迁与曲折，讲给下一代听，让他们既懂了也更珍惜了。这，正是传承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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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拿笔，右手拿麦的自由工作者。对新闻伦理、性别和劳资议题尤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