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统考的最后一里路”，对很多人来说，再熟悉不过。可这条路，本应短短一程，却被拉成漫漫长征。每一次表态、每一次承诺，都是一次新的起点，而终点，却始终遥不可及。
承认统考，这个话题在马来西亚并不陌生。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被重新提起。表态通常很坚定，语气明确：“会处理”“有计划”“在研究中”。熟悉这一议题的人都知道，这些话听了很多年，媳妇都熬成婆，学生都能当老师了，可大家还在这条“最后一里路”上踱步，至今仍未走到尽头。
几十年来，统考问题反复出现在公共讨论中，尤其在选举前后，更是常被拿出来回应社会期待。但现实是，每一次承诺之后，政策进展往往停留在讨论阶段，或因制度协调、政策考量、社会敏感性等理由被延后。人们被一再要求“再等等”，而等待本身，逐渐成了一种消耗。家长在课堂外奔走，为孩子寻找补习或额外考证路径；学生在升学压力和不确定政策间焦虑徘徊；教育工作者也在政策模糊中，不得不给出模糊答复。每一环，都是现实中被承诺“悬空”的一部分。
问题真的只是技术复杂吗？教育政策确实涉及多方协调，也需要顾及国家教育体系的一致性与多元社会结构。但更值得反思的是，当决策尚未成熟、条件尚未具备时，是否有必要反复给出明确承诺。在公共治理中，“愿意努力”和“保证做到”并不相同。前者是态度，后者意味著结果。如果结果迟迟无法出现，承诺本身最终只会反噬人们的信任。
近期，统考议题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政府提出，独中及国际学校学生若要申请本地公立大学，必须报考并通过大马教育文凭（SPM）的马来文与历史，亦有说法指出需要马来文优等及历史及格。这被视为一种现实可行的安排，也确实为部分统考生打开了升学通道。但从制度定位来看，这并不等同于承认统考，而是以附加条件的方式，让统考生“绕道进入”现有体系。它解决的是资格门槛的问题，却刻意回避统考地位的根本定位。
换句话说，制度给了出路，却没有给尊重；给了机会，却没有给保障。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承诺如何被转化为技术性处理，而非原则性的制度决定，严格来说，颇有偷换概念的意味。
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性安排让公众更清楚地感受到“有限度的承诺”。政策能解决部分问题，却不触及核心争议；能提供路径，却不承认主体。这种处理方式看似务实，却让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被一次次放大。对家长而言，这意味著升学策略必须重新规划；对学生来说，每一步选择都夹在规则与不确定性之间；对教育界人士而言，他们必须解释一个“部分解决”的方案，而无法给出最终答案。长期来看，这种落差逐渐累积为社会信任压力，也让承诺本身失去重量。
从制度运作的角度看，统考争议反映的是公共政策在处理高度敏感议题时的常见模式：以渐进、折衷与技术性安排来降低冲突。这种方式有现实考量，却也容易让公众无法判断承诺究竟走到了哪一步。沟通停留在方向性表述，而缺乏明确时间表与执行框架，信任自然会被一点一点消耗。更糟的是，这种模式容易形成惯性：每一次临时安排，都被视作“进展”，而核心问题却长期被搁置。
统考之所以反复引发讨论，不只是教育问题本身，而是因为它让人们清楚感受到：承诺如果无法转化为清楚、可检视的行动，最终受影响的，是人们对制度的信赖。政策可以调整，但信任一旦流失，修复成本只会更高。家长和学生的焦虑、教育工作者的无奈、社会舆论的疲惫，这些都是数字和政策文件无法衡量的真实代价。
这条“最后一里路”，本应是承诺与行动的落点，却走了N年，变成社会信任被一点点侵蚀的漫长距离。承诺，从来不只是言语，它应当是行动的起点。空洞承诺带来的，不只是一次次失望，而是一代代人对制度的信赖被侵蚀。统考问题揭示，政策或许能暂时应付现实，但若没有清晰路线、阶段性目标和执行监督，再多表态，也只能成为公共讨论里被反复搬出的词语，无法真正改变人的处境。公众需要看到的，是可检验的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辞。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倾听人心低语，书写社会情绪。工商管理硕士，心理学博士在读，文章常见于中文主流媒体与商业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