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本兴：希望没有下一个扎拉

马来西亚国会通过并获元首御准《2026年反霸凌法令》（Anti-bully Act 2026），政府随即宣布设立反霸凌仲裁庭（Tribunal for Anti-bully），作为处理霸凌投诉的专门机制。

这项立法，目标明确——为霸凌提供一个制度化的出口，也为长期在体制中失声的受害者，打开一扇法律之门。

但我们关心的，从来不只是“有没有立法”，而是：这部法令，是在解决霸凌，还是在管理麻烦？

一、先看法律怎么定义“霸凌”

法令第3条给了一个相当宽广、同时也相当锋利的定义。

所谓“霸凌”，不再局限于反复发生的行为，只要是一次性但性质严重、并对受害者造成身体、心理或社会层面的伤害，就可能构成霸凌。

行为形式涵盖身体伤害、语言羞辱、社交孤立、名誉破坏，以及基于性别、种族、宗教或残疾的歧视；更明确把电子与数码通讯中的行为纳入其中。

这意味著，霸凌已被法律清楚地界定为一种结果导向的行为——重点不在于动机多单纯，而在于伤害是否真实发生。

二、谁是法律要保护的对象？

法令对“受害者”的定义也颇为关键。

“受害者”（victim）指——
(a) 未满18岁的儿童；
(b) 在任何教育机构接受教育或培训的任何年龄的学生；或
(c) 在机构内被拘留、改造或受保护的儿童，包括曾被拘留于少年感化院（Henry Gurney School）的人士；

换言之，这不是一部只针对“校园孩子吵架”的法令，而是一部横跨教育体系与制度性机构的保护法。

三、仲裁庭，真的只是“道歉平台”吗？

不少人第一反应是：“反霸凌仲裁庭，不就是请人道歉、辅导一下？”

如果只看名称，确实容易低估它的法律重量。

但第43条告诉我们，仲裁庭的权力远不止于“说对不起”。

仲裁庭可以下达的命令，包括但不限于：
— 书面或公开道歉；
— 删除任何涉及霸凌的网络内容；
— 赔偿受害者因霸凌而产生的合理费用；
— 裁定赔偿或损害赔偿，金额上限高达25万令吉；
— 强制霸凌者出席辅导、矫正或相关课程；
— 若霸凌者为未成年人，其父母或监护人也可被命令共同接受辅导或亲职支援。

这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转向：霸凌不再只是“孩子不懂事”，而是责任会向上延伸的法律问题。

四、这虽是民事机制，但附带刑事责任

很多人忽略了第44条，以为仲裁庭裁决只是象征性。

事实恰恰相反。不遵守仲裁庭裁决，本身就是刑事罪。

裁决作出后30天内不履行：
— 若涉及赔偿，罚款最高可达赔偿额的两倍，或监禁不超过两年；
— 即便没有赔偿命令，也可能被罚款或监禁；
— 若持续不遵守，每天另加罚款。

这清楚说明一件事：仲裁庭是民事入口，但出口直通刑事责任。

五、转介权力：制度影响不止于个案

43.(2)条文下：仲裁庭可——
(a) 将其已裁定的投诉中任何相关裁断或发现，转介予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以便该委员会依据《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588号法令）或《线上安全法》采取任何步骤或行动；
(b) 将其已裁定的投诉中任何相关裁断或发现，通知相关的教育机构或机构。

这意味著，网络霸凌不只是删帖，也不只是内部处理。仲裁庭的裁决，可能引发平台监管、机构问责，甚至系统层面的连锁反应。

六、真正的关键，不在条文，而在使用方式

说到这里，必须泼一点冷水。
这部法令，工具不轻，刀也磨得够锋利。
但霸凌最可怕的，从来不是一句难听的话，而是权力不对等——老师对学生、上级对下属、制度对个人。
如果仲裁庭只处理个案，却不敢追问：谁在纵容？谁在包庇？谁在把权力当成免死金牌？
那么，再完整的法律设计，也可能沦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抚。

七、结语

反霸凌，不只是设立一个仲裁平台。
反霸凌，应该让霸凌在法律、制度与社会成本上，变成一件不划算的事。
这部法令，已经把框架搭好、工具备齐。
接下来考验的，不是受害者有没有勇气投诉，而是执法与仲裁者，是否有勇气真正动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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