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诗蓉：教育需要的不仅是流程与形式

为机上乘客进行安全演示，是航班起飞前的标准流程。在视频尚未普及的年代，这项工作由空服人员站在狭长的机舱走廊中亲自示范，从安全带的系法、氧气面罩的使用，到紧急逃生的路线……动作熟练，语气从容。至于乘客是否抬头观看、认真聆听，似乎并不重要。该听没听的乘客不觉失礼，示范者也不觉尴尬，因为所有人都心照不宣，这是国际民航组织规定必须完成的程序。

在教育现场，也不乏类似的场景。尤其在新学年、新学期伊始，或有新课程、新政策、新系统推出之际，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说明会、简报会、汇报会接踵而至。为了统一要求、方便管理、符合程序，不论在场者是否早已知情，是否具备实际需要，总得按章行事、照本宣科地“重播”一遍。台下是否专注并不影响台上的流程推进；内容是否真正被理解，也不妨碍会议按时结束。只要召开了会议、完成了签到，有照片存档、有文字记录，便算圆满交差，而且有凭有据，“有备无患”。

这种运作方式，并非源于个人的敷衍，而是在风险、责任与绩效压力层层叠加之下，逐渐形成的自我防护机制：只要事前已经说明，事后便能有所交代。久而久之，组织与个人都学会优先留下“已经做过”的证明。即便心知成效有限，该有的流程仍必须履行，因为不做更麻烦，可能需承担更大的风险。

会议不再被期待用来解决问题、促成理解，而成为一种不能缺席、必须签到的例行公事。教师一年到头出席的会议、说明会并不少，获得的却未必是专业滋养，而更多是如何配合制度，在既定规则中安全运作。学校日积月累的，也未必是可供反思与修正的办学经验，而是层层叠叠、愈堆愈高的档案文件。

教育行政固然不能没有制度，系统的运作也离不开章程与流程。问题在于当流程被简化为免责工具，容易产生“形式即责任”的错觉。这种文化一旦形成，教育的重心便会悄然偏移，从关注课堂的实质教学，学生的真实成长，转而执著于那些“可被证明的作为”，看似谨慎负责、严谨周全，实则空转内耗。这种注重外在程序，而忽视本质的做法无异于买椟还珠，不仅削弱学校应有的教育功能，透支教师的时间与心力，稀释其热情，也将悄然落在学生的学习与成长质量之上，不能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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