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倪可敏为转移行动党沙巴败选的政治焦点,再度炒作“承认统考”议题,使这一长期存在的教育课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然而,围绕承认统考的争论数十年如一日,支持与反对各方对于“承认”的具体内涵理解不一,对于应接纳或退让到何种程度,始终缺乏清晰共识。
华社在提出“承认统考”的诉求时,至少应先达成两个共识:
第一,承认统考,作用是什么?
在当前围绕“承认统考”的讨论中,很少有人清楚说明,究竟要将统考定位为何种层级的录取或认证资格,即要“承认”到哪里:是要将统考文凭纳入大学中心单位(UPU)体系,作为国立大学中央协调单位系统的录取渠道?还是仅作为国立大学其中一项录取渠道即可?统考文凭是否应被国家公共服务局承认?是否可据此申请公立奖学金?能否直接以统考文凭报考公务员或进入官联机构任职?
第二,承认统考,要怎么承认?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若要求政府承认统考,应以何种条件承认?是无条件承认呢,抑或有条件承认?是否可以接受以“SPM(大马教育文凭)马来文与历史优等”作为前提,来作为承认统考的附加条件?
应从国立大学录取资格开始
相对最容易推动、也最具可行性的方向,是将统考作为国立大学的录取资格之一,这应当成为“承认统考”最现实的诉求。众所周知,国立大学本就存在多元的招生渠道,若从开放直接招生制(direct intake)渠道录取统考生著手,技术上并非难事。日前巫统署理主席末哈山的相关发言便颇具代表性:他一方面以统考媒介语非国语为由,反对政府正式承认统考,但另一方面却认为统考可作为大学申请资格。这种表态反映出,马来社群对于统考作为国立大学申请资格,其实存在相对可接受的空间,这正是一个值得争取的突破口。
事实上,语言并非国立大学申请的绝对门槛。身边不乏大学本科阶段于北京及台北完成学业的朋友,随后顺利进入马来亚大学攻读硕、博士。在搭配SPM文凭的前提下,全华语授课的背景并未构成实质障碍。甚至,我其中一名学生亦曾以民办大学学院、大马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认证的华文授课文凭(diploma)资历,加上SPM与MUET(大学英语测试)成绩,成功以直接招生制 方式进入马大就读。
至于社会上担忧此举是否会对国中生或马来族群造成升学竞争压力,暂不必过度放大这一假设。首先,即便开放统考生进入国立大学,实际选择报考国立大学的统考生人数本就不多。对统考生而言,这只是多增加一条升学路径,而非取代既有选择。长期处于华文源流教育环境的学生,愿意转入以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与行政体系的比例,本来就不高。更何况,国立大学的录取仍须经过成绩与资格筛选,并非照单全收,因此预估对整体入学结构所造成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若对此有顾虑,不妨做个民调验证这一假设。
全面接受统考的可行性低
然而,若要求全面承认统考,其现实可行性则相对较困难。
反对承认统考者所集中质疑的,主要在于统考的考试媒介语,以及统考科目中“马来西亚史纲”的叙事取向差别。独中课程或许可以在马来文科目的难易度上作出技术性调整,但若要求修改统考的媒介语与历史纲要,基本上等同于动摇统考本身的制度根基。若须以此作为换取承认统考的前提,华社有必要重新思考此类承认的必要性与代价。
大马教育文凭作为公务员录取的最低资格,其核心目的在于检视应试者的马来文与历史能力,尤其是马来文的基本运用水平。客观而言,作为雪隆独中毕业校友,我们都清楚,除了少数成绩表现优异学生之外,统考生整体的三语水平能力普遍不甚理想。在当前条件下,要求以统考成绩来直接认证马来文与英语能力,并不现实。公务体系以SPM马来文与历史科作为基本门槛,在制度逻辑有其合理性。这不仅关系到体制内沟通与公共服务能力,也承载著国家在培育国民共识与国家认同方面的政策目标。
此外,要求公家体系承认民办中学考试文凭,本身就是一项建制层面的重大挑战,涉及考试实施的权威性问题。一旦为统考开了先例,体制势必进一步考量,是否会削弱国家教育体系的权威与公信力,并引发是否须一并承认其他民间考试的连锁问题,同时也可能使政府承受来自其他族群的压力。若要推动相关改革,华社仍需投入更多的说服与沟通工作,尤其要直接向马来社群展开游说。至于国家奖学金的申请方面,除非政府为独中生设立专项奖学金,否则在不同考试与教育制度之间,公平性难以衡量也是个问题。
除非华社对“全面承认统考”的终极诉求,是以追求以华语为主的统考与以国语为主的考试在地位上实现完全对等为目标,否则,在语言认定这一现实问题下,让统考生额外报考SPM,是否可以化解这一困境?既然统考在学术难度上普遍被认为高于SPM,多取得一项文凭,实际上并非难以实现。
大学学历认证问题更重要
我认为,真正在制度上“卡关”华社的并不在于是否需要多考一张SPM。若只是硬性规定要求SPM文凭,对广大统考生而言并非真正难事;较为棘手的是,我国公共服务局与大马学术资格鉴定机构(MQA)对海外大学学历,尤其是大中华区学历的承认,长期存在高度的不公,这才是对海外人才回流极为不利与荒谬无理之处。
假设某人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但根据公共服务局所参考的MQA认可名单中,仅列明承认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学历,这便意味著该毕业生无法以其专业学历报考或加入公务员,基本上与公务体系无缘。仅在少数情况下,相关海外学历可透过MQA的个别认证程序,取得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同等学历的认定。
这些学历认证究竟依据何种标准?又该如何争取扩大承认?这类问题始终缺乏清楚的说明,这点却往往被华社忽略。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即便是政治委任的官员,其福利待遇,亦难以与公共服务局依据MQA认可名单所承认大学学历者相提并论。
类似的认证争议,在高教教师、医生、工程师与律师等专业领域亦时有所见,但至少这些专业人士仍可透过特殊的专业情况、或行业公会等来争取承认;相较之下,公务员录取的学历门槛几乎完全是黑箱运作。这意味著,一旦选错大学,即便大学世界排名再高,也无法如愿报效国家,这才是长期阻碍我国海外留学生进入公共体系服务的最关键的障碍。
结语
尽管统考本身的学术价值理应获得肯定,但我们也无法回避一个现实:国家层面的“承认统考”本质上是一项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并非一句“应当承认”即可水到渠成。诚然,本届政府若推动承认统考,势必有助于争取华裔选民对改革决心与执行力的认同;但政府在政策抉择上亦承受来自马来裔选票的现实压力。在各方利益结构不一、且部分群体仍存既有认知与偏见的情况下,政府能否在统考议题上取得突破,本身就是考验其政治协商与政策沟通的能力。
至少“承认统考”在“作为国立大学录取资格”这一层面,是具备现实推动的空间。若本届政府能够成功落实“统考+SPM马来文与历史优等”作为国立大学直接招生制 的申请标准,就已算是一项重大的制度突破。后续则可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继续争取。
另外,华社应更务实地思考承认统考议题,包括要求政府承认统考的终极目的为何,以及承认统考过程中可行的“抗争步骤”与可退让的空间,并结合当前华人整体处境加以理性评估。若只是将“承认统考”的诉求当作一种“国家待我不公”的悲情宣泄,或被部分政党与社团反复利用来炒作,提出明知政府不可能接受的遥不可及条件,以此维系其组织动员与生存空间,其实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最后,雪州政府早在2015年便已承认统考,统考生可凭统考文凭进入雪州大学及加入官联公司。然而,尽管雪州政府对此政策宣传多年,社会大众却几乎没有印象。这恰恰说明,承认统考本身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并不会对当今大多数独中生的生涯规划产生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承认统考所承载的政治象征意义,其实远大于实际政策的影响;体制对华社的限制或许还不如MQA的海外大学认可名单。这一点,值得认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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