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房地部长倪可敏在太平的一场活动上，再次祭出经典论述：华裔人口只有22%，选票必须集中，否则将被“极端势力”嘲笑，后果不寒而栗。
表面上，这是我国华裔人口逐渐下降残酷的真相；不过，本质上，却是一套经不起法律逻辑与事实检验的论证。
政治人物可以做政治宣传，但不应该把宣传当成逻辑，把情绪当成事实，把恐惧当成论证。
一）当恐惧被包装成政治理性（Appeal to Fear）
倪氏的核心观点是：“如果华人票分裂，马哈迪与伊党会在后面大笑。”
这是典型的诉诸恐惧的谬误。
论证的有效性，不取决于别人笑不笑，而取决于：政策好或坏，执政表现强或弱，以及社会是否变得更公平、更安全、更具前瞻性。
把“别人会笑”当成理由，既不专业，也不尊重选民的理性。
律师在庭上的论证不会因为“法官会笑你”而改变立场，同样地，选民也不应因为“政治对手会笑你”而放弃对政府的监督。
再者，以华裔人口逐渐下跌，票数必须集中的论述，似乎和当年马华总会长林良实“少数民族要有少数民族的心态”，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虚假的二分法：不是集中票源，就是自取灭亡？（False Dichotomy）
倪氏不断强调：“华社不能分裂，不能一盘散沙，必须集中支持行动党。”
这是一种将复杂政治现实硬生生压缩成两条路的虚假二分的论调。
我们要记得，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党制国家，选民有权支持不同候选人 。
各族群不会以族群为单位投票，而是候选人个人的表现或者党的整体表现为依归。
把多元政治叙事化为“团结”或“一盘散沙”的二分法，更像是政党的选举需要，而不是国家的民主需要。
三）转移焦点（Red Herring）：不要骂我，先骂对手？
倪氏的另一段论述是：“如果想批评火箭，请先看看国盟伊党的极端言行。”
这是典型的“红鲱鱼”（Red Herring）技巧：试图把人民监督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到反对党或在野党身上。
然而，人民监督现任政府，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不需要先签署“我已批评对手”声明。
在法庭里，罪犯不能说：“别看我，看隔壁那个还比我更坏的。”
政治上也一样。
四）选择性呈现（Cherry Picking）：只讲好听的，不讲关键的
倪氏列出一系列经济数据，包括：马币升值，外汇储备创新高通，通货膨胀保持低位，国内生产总值（GDP）成长外资增加等。
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些数据都有一定事实基础，但全部属于“正面筛选”的结果。
如果完整讨论，其实还有，更多探讨的空间：薪资增长不足抵消生活成本持续上升，房屋负担率恶化青，年购买力下降，人才外流中，小企业压力大以及那些要在“六个月内加速改革的清单”。
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承认统考名列第一。其他的呢？
一言以蔽之，政策评估不能靠“剪接式好消息”，否则就像律师只读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不读不利的一样——不专业，也不客观。
五）“在我任内发生不等于因为我做得好”
将短期马币升值、储备金提升等现象归因于政府，这属于Post Hoc因果倒置（因果混淆）。
我们知道，经济趋势起落，来自多方面的因素，这包括美国货币政策，全球通膨周期，大宗商品价格，外部投资周期区，以及区域资本流动的，并非单一政府能够完全控制。
在法律上，这种逻辑叫“未经证实之因果链”（unproven causal link）。
六）滑坡论证（Slippery Slope）：不支持我就天下大乱？
倪氏隐含的推论是：不支持火箭，华社因此弱化，极端势力上台，国家走向黑暗。
这是典型的“滑坡式恐吓”。
现实政治从来不是如此机械式直线推论。
真正的政治格局涉及多方面的考量，这包括马来选票，巫裔政党内部竞争，沙砂州政治力量，经济条件，国会议席结构选以及首投族的意愿。
“你不投我，全世界就完蛋”，是最粗糙的政治叙事。
七）民主的本质：选票归选民，不归政党
最后，最根本的价值问题是：倪氏把“集中票源”当成“族群责任”。
但民主制度里，选票不是族群资产，不属于任何政党。
选民有权，满意就支持你，不满就更换。犹豫就投废票或干脆不投票，又或者生气你就投反对票。
一句话，真正的民主不是“你必须支持我”，而是政府必须持续证明自己值得被支持。
当然，政治人物有权宣传，这无可厚非，但人民有权要求他们的论证必须合理、专业、诚实和信守承诺。
在民主社会里，恐惧不是理由，忠诚不是义务，盲从也不是美德。
来届大选，火箭升空还是下沉，人民有权作出选择。是好，是坏，拭目以待。
执业律师/麻辣大状/令狐冲。著作：法庭恩仇录/我在黑帮的日子/要ubah也要跟Law走/马来西亚Law霸/情诗九九爱我久久/我的忧郁不是病/法庭揸Fit人。大马忧郁症关怀组长/讲师/法律顾问/人权律师/潜水诗人/创意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