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80年代进入南马二浅城市的—所独中,87年高中毕业。当时整个中学生涯的学习氛围不是太积极。当年的独中老师以南大生和留台生为主。或许,南大走入历史,学潮已过,保守的思维让一些人选择明哲保身。而台湾社会时任政府还未解严,大学对政治的态度比较冷淡,相信我的老师们留学时期受大环境影响,出来教书后思想自然趋向保守。更或许已过了年少时期充满理想的年,在课堂上大都谨慎的传授课本知识,至于为学生排解人生疑惑则不在教学范围内。所以,80年代中学课堂的学习内容大都很少超出课本范围。

在那个资讯流通缓慢,还没手机和电脑网络的年代,获取资讯的媒介只有媒体和获得有知识的人分享他的见解。所以,那时候个人对社会知识的累集是相当缓慢和有限的,尤其生活在小乡镇受到的局限更大。

那个年代,还是个逆来顺受的年代,学校大都也是用家长式的方式来操作。我念初二时,学校的音乐老师突然病逝,学校不知以什么理由直接取消初二到高三的音乐课。高三时又莫名其妙的免除了美术课与体育课。有学生向校方请愿的结果还被校长训了一顿。

荒谬的事还有辩论比赛从初赛开始赛程已排好,比赛前讲明了四支进入半决赛的队伍用抽签决定对手。没想到最后抽签环节被取消,改由校方指定谁与谁对垒,理由是大决赛有外宾观赛,为了提高比赛精彩度,必须确保他们认为最强的两支队伍不会提早碰头。当时在政治上,我们常看到我国的民主政治不民主的一面,没想单纯的校园也来玩这一套。换做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我会选择罢赛来做无声的抗议。

略带独裁的行事法则还衍生到运动场上。田径比赛掷铁饼项目,主裁判以目测法决定需不需要丈量作业,原本有望夺金的选手就这样不能证明自己的成绩。百米短跑相信秒表结果多过实际冲线结果,第四位冲线选手因负责测量的老师按表时间落差而让他的表上成绩排在第三,在质疑声中站上颁奖台上。只可惜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发明,相机还需要把底片冲洗才能看到结果。所以,在场的主裁判决定了有争议的比赛结果。

当年老师期待的对三好学生的教育标准,其实不一定对推动社会进步有所帮助。如果大家都放弃判断是非能力的养成,造就的将只是独善其身的二等良民。

郑名烈

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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