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29日讯）杀害大马女大生的男子梁育志从死刑改判终身监禁，受害女大生的母亲质疑，台湾现行制度一方面承认手段凶残，一方面却将可教化凌驾再犯风险，司法界线在哪。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简称高雄高分检）表示将依法上诉。
台湾中央社从一审、二审、更一审均判处死刑。但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周四上午依梁育志非预谋杀人、未达“情节最重大之罪”与有教化可能等，改判终身监禁。
高雄高分检下午表示，检察官认为梁育志具有预谋计划性的直接故意，在短暂时间内，顺利完成强制性交、强盗、杀人等犯罪行为，严重戕害受害者，这些罪行重大的结合犯行应综合评价，无从切割。原判决有违背法令之处，将依法上诉。详细上诉理由将待收到判决后研议。
另外，受害者母亲下午向媒体发表长文称“我无法认同，也无法接受”，并指判决的价值判断已超出单一家庭所能承受范围，攸关整个社会如何看待重大性侵杀人案件，以及司法制度如何回应极端暴力。
受害者母亲说，法院虽然认定梁育志手段凶残，且凯旋医院与嘉南疗养院均曾指被告具高度再犯风险，显示其人格结构与行为模式并非短期可矫正，教化困难。但法院仍以“长期监禁、辅以治疗与教化，当可改善更生”作为量处无期徒刑、排除最严厉刑责的重要依据。
她质疑，在已具体认定梁育志高度准备、反复升高暴力，以及专业鉴定所示高度再犯风险情况下，法院却仍以“尚难认定事前预谋杀人”、“非情节最重大之罪”为由，排除死刑适用。这样的行为与人格危险性，究竟还欠缺哪些要素，才会被司法认定为“最严重的犯罪”。
家人一辈子无法抹去的心痛
受害者母亲呼吁，当一个人携带明确具致命风险工具、选定犯罪地点、反复锁定特定对象，并在受害者反抗时选择痛下杀手，且经专业评估显示再犯风险偏高、教化困难，是否真的仍不足以被视为“情节最重大”。若然如此，那法律对于保护社会、预防再犯所要传达的界线究竟在哪。
“我并非要求司法迎合情绪，也不是否认被告依法受审的权利。”受害者母亲指出，现行制度在量刑判断上，是否一方面承认犯罪行为的极端残忍与高度风险，另一方面却在面对专业鉴定指出再犯可能性时，仍过度依赖抽象教化期待，而未能将社会安全与潜在被害者的保护，置于同等重要位置。
她心疼女儿临终前清楚感受到恐惧、疼痛与无助，“这些不是判决书中的冷静文字，而是我一辈子都无法抹去的画面与心痛”。
她强调，这样的判决仿佛在告诉社会，即使付出一条生命，即使过程如此残酷，即使专业评估已示警再犯风险，只要仍被认定“尚可教化”，仍可能被视为制度所能承受的代价。
受害者母亲也呼吁，希望社会正视重大性侵杀人案件中，现行量刑标准是否已经出现落差，且法院在面对高度再犯风险与教化困难的专业鉴定时，是否需要更审慎、更具体说明，为何仍选择相信教化而非防范；以及受害者与其家属的痛苦与社会安全，是否真的在量刑中被实质看见与回应。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一位母亲，必须在判决书中，一边读著对犯罪残忍的详尽描述，一边却被告知，这样的案件仍不足以被视为最严重。”她最后强调，这不只是个人的悲痛，而是制度必须正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