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对马来西亚华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它承载了马来西亚数百万华人的集体记忆，随著时代变迁，新村老化和人口外流等成了人民对新村的既定印象。近年来陆续有人开始提及新村保留和新村发展，那新村究竟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引以为豪，需要我们积极保留和发展的特色呢？难道新村发展就只能往城市化或泯然于众吗？
说起华人新村的特色，很多人会想到的就是来自不同贯籍的华人融洽聚居在一起的境况，这种状况可能全世界只有马来西亚才能看到。
UCSI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张集强指出，马来西亚华人都是从中国各个地区漂洋过海来到马来亚半岛，有福建人、广东人和客家人等，究竟如何在没有冲突的状况下融合聚居，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从文化保存的概念来看，华人聚居是过去有意识组成，还是自然约定俗成住在一起的，这是具有文化意义和价值的课题。”
他说，新村在硬体规划上有很大的特征因此受到广泛关注，但在软体方面却少有人去探讨，如新村的组织帮派或是籍贯组织，全世界可能只有在马来西亚出现。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城市渐渐出现不同贯籍的人聚居的状况，但在很早以前马来西亚就出现了，在深入探讨新村文化时，这就是一个特殊文化景观。”
他说，华人先贤一开始来到马来西亚大部分都是自然群居的，即不同贯籍的人都可以融合聚居在一起，这种文化在英殖民政府设立新村时，也被带入了新村。
他分享其祖辈在新村的经历，其祖辈当初在太平旧后廊落地生根时，因为土地可以自由开发，左邻右舍都是因为缘分聚居在一起。
“新村有趣的是，左邻右舍都是不同贯籍的人，根据父亲的说法，他们在迁入新村时都经过商量，在新村里的左邻右舍都还是一样的距离、一样的人，这个关系网是他们选择的。”
观察华人生活足迹
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廖文辉也指出，从文化圈的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华人的发展史是非常特殊的，如新村这种可以自我满足各种需求、自成一个体系的状况，在整个东南亚包括泰国和印尼，都很难找到。
这是因为大部分东南亚地区都与当地文化高度同化，即使是有很多华人的印尼城市棉兰，也比较像吉隆坡和怡保这种大城市。
“以村落作为华人据点来发展，马来西亚应该是唯一的一个，而华人在马来亚半岛自立自足，新村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他举例，在海外许多国家都会有唐人街，是为华人聚居的地点，但在马来西亚根本不需要去唐人街，所有的华人新村都能观察到华人在当地生活的足迹。
重新活化新村 注入新生命力
华人新村乃1948年英殖民政府为阻止华人与马来亚共产党接触而设立的华人集中定居点，根据2005年官方统计，马来亚半岛共有436个传统新村，再加上新村发展部纳入新村范围的134个重组村和43个渔村，国内新村总数为613个。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特别事务官蔡依霖指出，该部在70年代成立的初衷，只为了要很好地管理和照顾当时处于“三不管”地带的新村，所以管理发现趋向于提升新村基本公共设备，以及发展新村农业。
然而，她坦承政府过去在新村发展这一块的工作不足，如最近的一份新村发展蓝图是距今14年前公布的《2005年新村发展蓝图》，而关于一些统计数据，如人口和新村统计，甚至只有2005年的数据，根本无法反映现时状况。
“新村发展部没有最新的新村数据，包括人口、产业改变、人口外流等都没有官方数据，唯一能参考的是《2005年新村发展蓝图》。”
她说，目前新村发展部要深入探讨的方向，将会针对新村的历史和文化面向，即“软体”方面，而不仅仅是“硬体”，即新村基础设施。
《2005年新村发展蓝图》中总共针对新村发展拟定21个策略，她指出，新村发展部将会在明年重新审视这份蓝图，以拟定需要加入蓝图或重新拟定的政策。
“在过去，新村发展方向著重在农业，包括土地政策、农业重点发展等，但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未来方向，就是新创产业、科技产业和农业科技等，也包括如何留住年轻人这项课题。”
人口外流是新村很大的一个问题，但她认为，随著互联网的普及和工作形态的改变，只要让新村的公共规划和设计符合需求，其实年轻人返乡工作并不是很大的问题，实际上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决定留在新村工作。
开始挖掘新村特色
她说，新村发展部过去一年的工作，就是开始挖掘新村特色，让村民以及外人看的新村的活力和潜能，如该部今年举办的“新村领袖培力大会”，就是为了引导新村领导人从发展的洪流中重新寻找新村的发展方向。
“新村有自成一格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挖掘更多新村的特色和生活智慧，应该要让人开始反转对新村很单元、很古板的刻板印象。”
她坦言，其实有很多的新村领导人都开始注意到了活化新村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却没有或不懂得如何深入挖掘该新村的特色，直接引用他人成功的例子如壁画，反而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宣导新村的可能性，希望打开大家的想象力，发掘各自的特色。”
打造永续社区 吸引年轻人回流
提及未来城市的发展，联合国一再强调的是可永续经营的模式，而新村概念，其实就是这种先进和永续的模式，只是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UCSI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张集强指出，一般人对于新村的看法是老旧、落后，但其实新村规划概念是非常先进的，因为它非常的自由、有机和便利。
“我们在向年轻人宣传新村文化特质时一定要谈到这一块，才能让年轻人看到其自由度、有机和便利性。”
他说，新村规划概念不同于城市发展，不会被规划称哪个区是行政区或经济区，反而是由村民自己来决定，所有的区块都是应需求而生的。
新村因历史原因需要自给自足，为了生产食物，每一户人家都必须要有足够的土地，所以可以发现新村内有许多公共空间和土地，还各自形成了小小的经济体，所有有关于生活机能的设施，如商店、医院、消费局等都能在新村里找到。
这其实是欧洲国家积极寻找的生活模式，张集强说，其实早在80年代欧洲国家就开始反思集合住宅如公寓，是不适宜居住的环境，进而重新推动小镇或村落形态的生活方式，然而已经拥有了新村这一模式的马来西亚，却以为集合住宅是先进指标，是非常可惜的。
他说，先进的定义并不是城市化，必须要有高楼大厦、车流量高，而是生活水平高、素质好。
“以日本为例，东京其实并不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但你看日本的乡下，可以发现他们的生活素质非常高，这也是一种先进。”
“我们到现在都还是以为所有地区都要城市化才叫做先进，以霹雳十八丁渔村为例，难道要把它变成吉隆坡、要有捷运和高楼才叫十八丁有未来吗？不是的，它会有自己的未来。”
他认为，年轻人人口外流的问题源自于新村缺乏机会，而不是不喜欢或不认同新村。
他说，随著互联网的发达，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回流新村，除了经营咖啡店和民宿，许多年轻人也纷纷在新村设立公司，毕竟租金便宜又便利，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必须要在城市里才能完成。
因此，如何让新村变得更加便利和提升生活素质，才是新村发展的课题。
采集地方文史资料 文保工作刻不容缓
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廖文辉呼吁各个华人新村，应主动及积极地收集及整理村内文史资料，以保存本地华人和地方的历史文化，让后人对先贤的事迹有迹可寻。
他指出，文史资料相关的收集工作，对马来西亚的新村来说是相对新的概念，尽管新村在大马由来已久，但只有在近10几年来才陆续有人加入保存其历史文化的工作。
“当然以前也有人在做，但这些记录和资料可能不那么的学术，或说不太专业的处理方式，因此我们现在要以更加专业和学术的手法来收集相关资料。”
廖文辉也是其中一个致力于保存新村文化历史的文史工作者，他指出，自他加入保存新村历史文化工作以来，约收集了30至40个新村的文史资料，再加上前人所制作的保留历史文化的特刊和地方志，大概只有约50至60份资料。
惟，马来西亚境内有超过600个新村，50至60份新村的文史资料不过是十分之一，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
他直言，很多有意要保留村内历史和文化者，如新村管理委员会或是民间组织因不了解相关工作而无从下手。
“其实，若地方村落有兴趣要整理村子的历史文化资料，我们可以进入村子去给予指导，如召开半日工作坊，指导他们要怎么收集，以及如何有效、有秩序及更学术性的收集资料。”
他说，新村历史文化的资料收集工作是非常全面的，除了村落的发展历史之外，也包括了该村落的元素和特色，如庙宇、社团、义山和学校等。
此外，口述历史也是重要的一环，尤其经历过新村成立初期和戒严时期的老人家，也已经垂垂老矣，口述历史的记录工作更迫在眉睫。
从英国殖民政府在1948年设立华人新村至今已逾70年，当初有记忆的小孩子现今也已经是年近80岁的老人，口述历史即透过这些“当事人”重构及欢迎新村早期历史，目前已经刻不容缓。
廖文辉也认为，有志者可以先自行收集该新村的相关史料，毕竟新村数量庞大，仅靠寥寥文史工作者进行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各个新村的文史保留工作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进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进行文史保留的醒觉工作，让大家知道把新村的历史保留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事务，因为这能证明华人在此落地生根的历史痕迹，以及对国家的贡献。”
他说，有意向展开文史保留工作的新村或民间团体，都可以联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新村发展部或林连玉基金会文化资产保存基金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