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网络和智能手机普及化，社交媒体在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每个人几乎都离不开刷面子书、推特、优管、Instagram，社交媒体成为舆论或话题广为散播的源头，也直接改变了政治生态，特别是给政府、政党、政治人物在宣传、造势、制造话题、建立形象带来冲击，当传统选举手段逐渐失去效力，社交媒体对政治的影响更为深远。
美国中期选举、台湾九合一选举都能清晰看见社交媒体在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大马也不例外。像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本身在社交媒体就有一定关注度，大选落败后频频通过面子书进攻希盟政府施政弱点，同时通过树立起接地气和亲民的形象，从“黑翻红”。
在第14届大选，面子书直播功能就明显地给竞选手法带来变化，希盟大量运用直播造势活动形成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而社交媒体的威力在大选结束后持续发威，民众大量通过推特、面子书等来监督希盟政府。针砭时政，毫不畏惧传达不满和批评新政府施政上的问题，形成舆论压力。与此同时，宗教和种族课题也在社交媒体发酵和传播，这些现象都明显反映了社交媒体给大马政治带来的冲击。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指出，在第14届大选中可看见，社交媒体在大马选举扮演了非常重大的角色，甚至是希盟成功推翻国阵的最大原因之一。
他称，希盟通过社交媒体的传播能力，成功掀起了攻击国阵的话题，给网民留下了不利国阵的深刻认知。
“与此同时，国阵不善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是输掉第14届大选的原因之一。在历史上，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在2008年大选时，国阵缺乏有效的社交媒体运作，来帮助他们扩大影响力和支持率。”
政治时评人潘永强说，社交媒体能否左右选票很难定论，影响一场选举的因素往往非常复杂，但是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对大马政治造成很大影响且明显，它让普罗群众更加容易接受到资讯，主要改变在于宣传方面。
他举例说，砂拉越地方政党很传统，不懂得善用社交媒体、优管等，因此在2016年以前的砂拉越州选举，就遭遇了东渡的西马政党，在文宣上压倒，而砂拉越老牌政党依靠放置布条和海报的传统方式。
他表示，大马政坛广泛使用社交媒体宣传具有自身背景，也与媒体生态有关系。当时反对党遇到阻力，电视台不会播放他们的言论和活动，被国阵执政党垄断的马来文和英文报刊会扭曲他们的声音，因此绕过主流媒体，到社交媒体进行动员。
转向迷信官方媒体 希盟恐自废武功
希盟在宣传和制造舆论方面，很大部分是依靠社交媒体的崛起而带动，然而取得政权后在社交媒体的经营似乎冷淡了不少。
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杨凯斌指出，从综合台湾到大马的经验，往往反对党执政以后，就迷信所拥有的官方渠道和资源。
杨凯斌认为，这种情况非常矛盾，一个政党联盟因为资源垄断在执政者手中，在网络战方面成为先行者，并趁社交媒体流行之势，取得非常亮眼的成果，如今却因执政转而依靠已经走向没落的传统媒体，渐渐放弃在社交媒体的强项，无疑是自废武功。
“你本来一无所有，能够打败原有执政者，很大程度依靠了社交媒体，当时你没有像国营电视台等国家资源，过去你不依靠官方渠道，但执政后你变成期望它，这难道不是最大矛盾？”
他指出，在选举前，希盟的宣传机器，党务宣传做得非常好，希盟政党在执政以后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入朝当官了，形成党务空虚，舆论空虚，不继续运作就相等于“废掉了”。
他认为，希盟政府应该回到根本，继续通过社交媒体去解释政策、与民众沟通，而非回避批评或以公事繁忙为理由，就缺少经营社交媒体，转而依靠官方平台，走向本末倒置。
杨凯斌称，现在社交媒体可能会有第三波人出来，第一波和第二波是支持希盟或国阵的人，选举结果激发了民众对政治的兴趣，使更多人关注新政府，这第三波人可能在去年没有参与投票，也不认识多少政治人物，他们在政权更迭后才开始关注你。
他说，希盟本就是依靠社交媒体和新媒体起家，若现在看到社交媒体出现批评舆论就躲开，减少曝光度，只会让不了解你的人更不了解你，或让批评你的人得意，这都在让对手有机可乘。
他解释说，社交媒体的变化非常快速，很多原有受欢迎的希盟政治人物不知道，社交媒体存在世代交替，而且是非常快速的，几乎是相隔一年就是一个世代了。
杨凯斌称，希盟政府要把选举投票年龄降低至18岁，社交媒体突然多了一个世代进来了，因此大马政治人物要去说服不喜欢你的人，要有吸引不同世代的能力，不仅是长者、成年、年轻人、大学生，甚至到更年轻的群体，政治人物要学会用不同世代的语言去沟通。
填补传统媒体空白 “空军”战锁定目标群
自网络蓬勃发展，政治人物和政党越来越仰仗在社交媒体展开铺天盖地的宣传造势，以寻求更精准的接触选民，台湾将之形容为“空军”战。
政治时评人潘永强称，所谓空军战，不依靠组织战，不依靠人脉组织网络，或掌握的社团单位，而是在虚拟空间做出覆盖面很强的影响。
他表示，这些是传统媒体失去的优势，像在报纸上刊登全版彩色，未必真正能够接触到目标群，但是社交媒体有这种功能，让政治人物更有效率地面对目标族群。
他称，对政治人物来说，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讯息，更简单，成本低，可以快速回应课题，不必经过主流媒体的编辑、筛选、过滤。
他说，政治人物可以通过社交媒针对目标族群，在面子书、优管投放广告，更加精准地影响目标群。
不过，潘永强指出，社交媒体也要使用得当才能产生影响力，并非所有政治人物或政党都能发动起“空战”引起注意力，内容才是至关重要。
他表示，马华在选举的时候，也投入不少资源在社交媒体，但很多禁区不能碰触，没有办法提出比较符合民意期待的课题，内容保守僵硬，结果无法利用社交媒体引起大量讨论。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说，在政治接触方面，社交媒体平台是连接人民最快速的重要平台，这一技术革新给政治人物、政党和政府带来很大冲击。
他说，大马人民通常经过传统媒体来获得资讯，如政府重大政策宣布，重要领袖讲话。然而，传统媒体的播放有时间限制，比如电视新闻在特定时段播放，可能错过了就无法收听。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民众可以反复收看或在空闲时收看，政治传播手段受限较小。”
不过，阿旺阿兹曼称，社交媒体平台是双刃剑，可以为政治人物带来正面的形象，同时也可能产生负面效果。
他说，政党或政治人物通过宣传各种活动来建立良好形象，给社会带来某种印象，提升知名度等，容易建立起认知超越现实的形象，这就出现黑白颠倒的问题。
专业团队操刀 纳吉高人气
大马如今最红的社交媒体明星非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莫属，但是分析认为，这不代表纳吉就深获支持或受到民众欢迎，背后有许多因素。
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杨凯斌认为，大马政治人物本身就是舆论明星，但纳吉在网络上形象不可能一夜之间从负面变正面，毋庸置疑背后是有专业团队在操作。
他说，政治人物在社交媒体的舆论增长或喜爱程度都有一个趋势，不可能直线式增长，或断崖式暴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多数有人在操作，最简单来讲面子书也可以制造很多假户口，以此来营造一个人很受欢迎或受人讨厌，引起真正网民的关注度。
他表示，从另一方面来说，纳吉的人气也是民怨的体现，纳吉成为了民众对当下执政不满的出口，即并非来自于纳吉本身，而是对希盟政策的失望。
政治时评人潘永强也指出，希盟执政后一些承诺没有兑现，社会有负面看法，纳吉适当的去调侃嘲讽，就会等到回响。大家或许觉得有趣和寻找发泄，不见得是认同或回流支持纳吉。
他表示，值得留意的是，社交媒体的运用是可以操纵，聘请抢手去营造声量和流量，一些时候是被放大和制造。
马大副教授阿旺阿兹曼称，纳吉人气现在走高，与他在社交媒体带出的话题有关，他谈的是超越种族和宗教，点出全民面对的生活难题。
他说，作为资深政治人物，纳吉深知一些希盟弱点，并通过在社交媒体提出引起认同感。但是，纳吉的人气不代表就会转化为对国阵的支持。
理性讨论减少 社媒结构变复杂
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总执行长杨凯斌表示，在大马，早期社交媒体对促进开放言论自由有功，在相对不受管制的言论空间，对推动言论自由扮演一定角色。
他说，新政府执政后言论自由空间被打开，渐渐突显出社交媒体原本就存在的阴暗面，像酸民和标题党大量现身，出现情绪化指控，理性讨论减少，甚至到了任意妄为指控的地步。
“然而，社会上有一大群人很容易被带风向，像出现在在网上的种族和宗教言论，社会好像前走，但其实失去焦点。”
杨凯斌说，使用社交媒体的人非常复杂，有纯粹的网民、有新闻媒体、有政治人物，还有的人是靠此为生，接受了商业委托来改变舆论风向，是所谓的专业操刀手。
对于社交媒体的问题，政治时评人潘永强指出，看似开放却让很多人处在同温层，当偏好某种意识形态或党派，网民就只会关注特定内容，偏见被强化，这也会让一些政治人物，不能观判断形势，因为他们只能从同温层得到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