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著时代变迁，许多老行业都在岁月的洗礼下，一个个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中。翻开报纸，不难看见为老行业写的挽歌，让这些老行业留下他们曾存在于世上的痕迹。可是，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报纸和报业，本身也经历了千变万化，这些痕迹，却鲜少为外人所了解。甚至有一些报纸，曾经历一时辉煌，如今却已从历史舞台中黯然退场。
在日新月异的年代，报馆从前是怎么经营的，与现在有什么差别？有哪些部门被淘汰了，又有哪些应势而生？办报又有何乐趣？这一系列从早期华文报重镇槟城说起，更以《星槟日报》做背景的老报人记录中，将为读者一一揭晓。
1910年代开始，中国分裂成共产党及国民党，中国以外的海外地区，华人还有强烈的中国民族意识，坊间有钱的一群倾向国民党，劳工阶级则倾向共产党，报纸是各党的宣传工具，办报都是为了中国。
槟城作为全马华人人口最多的州属，也聚集了不少文人的蕞尔小岛，自然成为各报章的“兵家必争之地”。
槟城先有《光华日报》，之后1929年，虎标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创办了《星洲日报》。当时其野心不只是赚钱，而是要雄霸报业，因此把其星系报业从中国拓展到缅甸、新加坡再来到槟城，1939年创办了《星槟日报》。
倾左报导攻占市场
胡文虎开办《星槟》，一来是为了帮虎标万金油设立宣传平台，二来日本与中国开战，想藉《星槟》支持国民党抗战。受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之争影响，海外华人也各自分派，胡文虎想藉《星槟》支持国民党，因此早期的《星槟》是倾向右派的。
要在大时代中生存，不能墨守成规，原本倾向右派的《星槟》，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复刊。
复刊后为了生存采取中立倾左的立场，适逢劳工党执政市议会，也因此抓住了读者的口味，获得不少劳工阶级的支持，报份渐渐好起来。
当时的日报各有特色，《马来亚通报》、《新明日报》注重社会新闻，《南洋商报》及《星洲日报》以国家大事为主要基础，在怡保发起的《建国日报》未与其他地方报作竞争，稳守怡保市场，因此在槟城，只剩下《星槟》与《光华日报》在竞争，不过，当时《光华》依然走偏右的立场。
70年代后，因为人民开拓了国际观，《星槟》对越战的详细报导，符合小市民心理，让《星槟》的报份蒸蒸日上，5万的报份奠定了其北马老大的地位，独占鳌头，此时，《光华》只能顽强抵抗。
星槟报份多 只是怕内长
国家独立后，华人思想开始转变，70年代后才开始关注什么叫国际新闻。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国人对此事一知半解，《星槟》趁机从国外购入相关的新闻再改头换面，挑起读者的好奇心，也借此展开捐款活动。
筹款活动成功筹得50万令吉，想当年来说是笔可观的数目，经由泰国政府转赠给柬埔寨难民。
谢诗坚说，当年报章新闻并没有分门别类，没有现在那么复杂，而且言论自由也比较宽。他笑言，就算当时写了时任首长敦林苍佑什么新闻，林苍佑不曾多说什么，也不会对付记者，两者保持君子之交。
他记得还有一次，马华内斗，主席李三春派翁诗杰来找他，希望《星槟》能在各大方面给他支持，与署理会长曾永森的斗争上不要偏袒一方。
不过当时的民意70%倾向曾永森，所以报章的版位是跟著民意而定的。
他说，当时报馆只认定内政部长为老板，虽顾及每年要更新的执照，敏感课题如马共或政府痛脚的必须要拿捏分寸，但基于《星槟》报份大，政党方面就无需太卖面子，可以有所发挥。
谢诗坚对《星槟》有一份很浓的感情，就算《星槟》在1986年因债务问题被银行查封停刊，他赌上与友人创办的《联合报》也只能让《星槟》再撑半年，无法让《星槟》起死回生。
攀上了总编辑的位子，他很难再跳槽到其他报，所以《星槟》结业后，他离开了报界闯荡商界。他感概，《星槟》是一份很好的报纸，若当时能卖给珍惜他或办文化事业的人，《星槟》到现在还会很好。
从编辑到社长 谢诗坚摸透报业
说到《星槟》，有一个人绝对不能与其切割关系，就是当年的总编辑拿督谢诗坚。
谢诗坚在1967年加入《星洲日报》当记者，在报界一呆就是25年。
他70年代转入《星槟》当编辑，在《星槟》，谢诗坚当过编辑、总编辑、执行总编辑和主笔，后期还担任过社长，多重身份让他的报人生涯与《星槟》脱不了关系。
谢诗坚当编辑的时候，编辑分为午班及晚班2个班表，当时还未流行晚报，所以报纸都在晚上9时、10时才开始印刷，若有突发状况，就赶在凌晨1时许改版。
在他记忆中，1975年蒋介石逝世及1976年文化大革命四人帮被捕事件，《星槟》透过关系获得独家消息，取得电讯后马上改版抢新闻，这两件事建立了《星槟》的地位，使得《星槟》在北马的地位日渐稳固。
来到80年代，因为《光华日报》与《星报》的夜报压力，《星槟》开始加入夜报行列。
加入夜报后，有很多东西需要做出调整，版位要增加、编辑班次需要更改，一天要开机印刷4至5轮的报纸。
有时候运气不好买到不好的纸，就会面对“断纸”的头痛事，纸一断，通常一修就是半小时，基本上就可以放弃当天的晚报，因为晚报是分秒必争的，就算迟个5分钟10分钟，民众买了其他报，就不会再买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