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志：李光耀儒法治国理念的由来

新加坡自1959年由殖民地地位获得自治权以来，便采取儒法合一的严刑峻法，而第一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采取此一治国理念，其思想根源非常值得深思。因为儒法合一的严刑峻法必须配合排除贪腐和庇护权贵以及执法不公的原则，否则为官者贪腐胡作非为和滥用特权，而对中底层百姓却严刑峻法只会带来灾难。中国历代封建皇朝经常均因贪腐不公而又采取严刑峻法，导致“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的局面。在灾荒动乱时期，因民已不畏死，社会秩序混乱而朝代更替，但改朝换代朝政仍然换汤不换药，周而复始。

家庭祖辈的传统治家理念
李光耀祖籍广东省大埔县，他的曾祖父李沐文出生于1846年，早年考获秀才，曾当过清朝农村的七品小官，在当时算是有些文化的人。李沐文16岁越洋到新加坡谋生并以说书为职业谋生，随著用积蓄改行做生意，从泰国和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分别进口大米和中药材，成了颇有财力的富商。不久李沐文因病回国疗养，逝世时才36岁。李沐文留下二子，长子李云龙便是李光耀的祖父。到了李云龙这一代，李家已很务实的把孩子送进新加坡英校念书，希望孩子将来能和英殖民政府官员打交道，办事经商均较为方便顺利。李云龙长大后从商成为新加坡一名船主，李家从此已跨入中产世家。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曾任职洋行并经营珠宝生意。从祖父李云龙那一代开始，李家的家庭语言便以英语为主。话虽如此，李家遵守的依然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儒家教养方式，不缺父严子孝之类的教诲话语。

从小受英国式教育的李光耀何以又会在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教育呢？事缘是他发现他掌政20年后的新加坡，因为统一了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之后，有丧失“亚洲价值观”的危险。所谓“亚洲价值观”，就是以儒家价值观为主题的思维方式，维系新加坡的亚洲人身份认同的尊老扶幼行为举止。同时，这个“亚洲价值观”也可用在经济发展层面，即勤奋、有责任心又肯不断学习的精神。

1982年李光耀政府邀请了八位海外知名的儒家学者到新加坡讲述儒家伦理观，随后教育部成立了“儒家伦理课程编写组”和“东亚哲学研究所”，从事儒学的研究和推广工作。有学者认为，李光耀推崇儒家思想的另一目的，是以之反击西方国家攻击新加坡欠缺人权、西方式民主的政治模式。同时，新加坡也要展示树立由上而下的权威主义是一项有效率的社会工程，对经济现代化和提升经济转型有利。

选择务实与法治路线
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李光耀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四年后他以特优成绩毕业并取得专业律师资格。1950年李光耀返新时，英国的工党政府已在一年前暗地里支持新加坡成立了劳工党，以之取代马来亚共产党的影响力，准备以新殖民主义方式去殖民化，培植本土精英以和平方式移交政权，达到维护英国利益的目的。李光耀与其团队于是在1954年创建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顺势靠拢当时反英的左派团体，联合谴责英国殖民剥削统治的本质，号召为新加坡劳工谋求福利，带领新加坡民众走向独立建国的目标。人民行动党与劳工党合作的约10年间，按李光耀自己著作所言，劳工党已走向偏极化，成了马共的外围政党。这一点英殖民政府不能接受，也不符合李光耀的务实原则。

在英留学期间，李光耀深受流行于美国及英国的浓厚务实观念（Pragmatism）的影响。所谓务实主义，或更准确的译为实效主义，就是思维和做事方式强调以实际效果、行动和经验来判断观念的正确性，而现代知识和科技力量却是用来解决问题以取得良好效果的工具。实效主义重视员工的责任担当、以工作效率和对企业贡献给予员工相应报酬，这样员工才会发挥积极性。李光耀不相信左派提倡的相对平均主义，认为这样做只会抹杀有能力和有潜力员工的劳动积极性。他目睹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中国毛泽东时代执行的极为左倾路线带来的物质贫困。由此就更加强了他务实方面的信念。李光耀看到1960年代初靠转口贸易支撑的新加坡海港经济，新加坡人普遍贫困。基于此，他认为只有依靠资本主义世界的广大消费市场，以生产低价工业制成品开始发展工业，并配之以国际金融业和新型海港业务，新加坡才能走出贫困。

务实还包含高薪养廉。李光耀留英生活了四年，让他体验到英国的较为廉洁社会。他念的是法律，由此深知依法治国对建立一个廉洁政府的的关键性，但要建立一个廉洁政府，除了对公务员纪律管理严明，还必须以高薪养廉。因为薪金低不但难于吸收人才，员工还会经常跳槽，不重视和不专注既有职位。

为取得财政资源支援高薪公务员制度，企业型政府公司就必须建立在以盈利为基础之上，这不但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还能在需要时支持政府的行政运营支出。落实务实理念说明了今天新加坡的大多数政联企业，均能以民营企业方式运营而能通过国际竞争取得盈利的根本原因。1950年代时期，初创的人民行动党曾经与新加坡左派政党共同奋斗，深受左派劳工党廉洁形象的影响，并曾以白衣白裤与选民交流以显现廉洁和正直作风。

严刑峻法
严刑峻法采取的是儒法合一的理念。据说李光耀曾坚决反对向他建议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的办法。他应不相信“人性本善”这一套。而且他深刻了解移民自中国的华族历来习惯的“怕官和顺民文化”。李光耀个人选区长期都定在富有传统华族文化色彩的牛车水区。在英殖民放纵私会党的年代，那里常发生私会党之间为收保护费占地盘而互殴的纠纷。这是英殖民时期的“以华治华”、降轻警力开销的策略。但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不过数年时间，新加坡的私会党便被肃清，不敢再公开扰民。

对李光耀来说，严厉刑法能降低犯罪率，并能促进社会稳定，但前提是政府能为人民提供就业与保障社会和谐，各种族和平共处。为提供就业，新加坡自1960年代便积极开发工业，并不断推动经济改革与转型，以改善民生为目的。

新加坡独立已超过60年，其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不容置疑。李光耀及其团队在独立前后之所以决定继承英殖民时代使用英文作为新加坡的主要政府工作语文，也是十分务实的科技学习和国际贸易生存之道，同时令国内其他少数民族满意，更何况当时人民行动党领袖绝大多数都是不谙华文的英校生。接下来的以英文为主母语为辅的统一教育政策，让所有新加坡华族子弟毫无选择的必修华文。看起来这样的双语政策没错，但它却让历来享有就业优势的英校家庭背景华人不满，也更受热爱中华文化的华人不尽满意，因为今天新加坡年轻华人的中文水平已大不如前。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新加坡贫富差距却是比其他欧美发达国家较大。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经税后和补助金调整后，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为0.378，比起法国的0.292，加拿大的0.28，英国的0.355，日本的0.334和韩国的0.331都高。也就是说，新加坡的贫富差距比一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大。这应该是新加坡未来要努力的方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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