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1980年代以来政经学界的热门课题。这个课题会在1980年代成为大热门，自有其意识形态与技术进步的基础。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1979与1980年英美两国均选出了保守主义的国家领导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均是反对自二战以来的政府大力干预市场与搞大政府的政策，进而出台主张放宽管制，民营化，让市场主导经济活动的小政府政策。
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这时期也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这个时代进步也大幅降低了运输与通讯成本，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
到了1990年，美国还有经济学家提出了主张商品、服务、资本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所谓4大自由的自由贸易论。一般称这个主张为华盛顿共识。这个自由贸易的共识认为，自由贸易可促进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进而扩大生产力与提高全球范围内的生活水平。
只是，人间有许多事（如选举民主）均具有悖论性（即两面性），自由贸易确实是加速了全球贸易的增长，可也在其过程中带来了不少不可欲的后果，以致引发了反全球化或区域化的浪潮。这个浪潮在2016年英国脱欧与美国选出狂人总统特朗普中达到高潮，也引起逆全球化的议论。
反全球化是个复杂的现象，抗议者也不是铁板一块。大而化之地说，环保主义者认为加速经贸增长并不是一件好事，它会加速人类对生态与环境的破坏；因此，增长应适可而止，有人还提倡自愿简朴生活，少坐汽车、飞机，多吃本土的季节性产品或少吃肉类，因为牛羊鸡等会消耗大量的粮食，不利环保与气候变化，有趣的是超级富豪比尔盖兹还为此写了一本书。
也有人认为，全球化加速与加剧了全球金融的不稳定性，甚至引发各种各样金融或债务危机如1994年墨西哥便经历了比索大幅贬值与债务危机。不少人认为1997-98年的东亚货币金融危机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后果；因为过快的金融自由化加速了热钱（投机资金）的快进快出，也扩大了一国或国内企业的举债速度与规模，进而为投机者如索罗斯制造了狙击一国货币的机会。讽刺的是，索罗斯本人竟然也大谈如何改进全球资本主义，以利全球发展！
也有人提出用贸易替代援助的主张，认为发达国家若真的有心要帮助穷国脱贫就应该大开门户让发展中国家的商品与服务自由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这是一种自助人助的脱贫方案，比发达国单方面提供援助给穷国实惠得多。毕竟，发达国的金援多带有条件与私心；此外，援金也可能被政客或贪官私吞掉，进而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据此，也有人或国际组织主张富国应减免或取消对穷国的债权。
发达国家也搞保护主义
深层地看，发达国其实也在不同程度上搞保护主义，用多种借口限制穷国的进口，尤其是非关税保护主义。这是一种更隐蔽排挤穷国的不良手段。印尼与大马便常抱怨，发达国用种种不当或莫须有的理由来限制其棕油种植活动与出口。
更有人认为，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会）等，因被富国控制，故常被富国利用来再经济殖民化穷国的工具。最具争议性的是，不少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加剧了国际与一国之内的经济不平等，如南穷北富的鸿沟或是一国国内的1％富人对99％穷人的两极化现象。
就发达国而言，经济不平等可说是最具争论性的课题。反全球化者一股认为跨国企业特别是超大型跨国企业，如亚马逊、苹果、谷哥、微软、沃尔玛等老板或大股东则成了1％中的0.1％的超级富豪。
对富国的一般民众来说，他们一般会认为，区域化或全球化造成国内产业的空洞化，进而流失了许多体面的就业机会；因此，或多或少会产生排外情绪，更甚的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如美国的实际工资其实不升反降，也就是说形式上工资是涨了，可实际上能买到的东西却少了（也就是说钱变薄了）。
一方面是资本升值（特别是房地产）另一方面则是普罗大众愈来愈买不起房，甚至看不起病，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两极化趋势成了培养民粹主义的土壤和加剧了恐外排外反全球化的情。很多输家认为全球化是个向下竞争，即斗廉价的进程，不阻止全球化，不招回外流企业，他们的前（钱）途会更“无亮”。
实则，即便工作不外流，大量流入的客工，移民也会因愿意接受比本地人更低的工资而就业，从而压低了工资水平。这其实也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是工资是降低了，可物价水平也理应更廉价。
另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发达国普遍出现人口老化（也就是少子化现象）；按理说，应该会出现人力荒，也就是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只要劳动力供不应求，工资应该会大涨，就业率也会提高，可事实是，发达国的年青人失业率偏高。这是个耐人寻思的吊诡现象。
一种解释是有些年青人宁愿领失业救济金也不要就业，或者是因为在欧洲劳工法很严，雇主常面对请人容易送人难的两难选择，而宁愿尽可能少请人或做少些。
有人还认为，退休年龄太高（一般是65岁）使年青人减少了就业机会；只是更深的因素之一应是技术进步致成了节省人力的后果，这是个当前政经学界的热门课题。技术进步（如数码化）无疑会减少人力需求，也可能提高生产力，是一国经济升级的必要手段与进程；只是，若在过短时间内进步太快，也可能致成所谓的结构性失业。
按照一般的发展规律，随著一国经济的高度化发展，就业人口会从农业转入制造业，之后又转入服务业；只是在发达国服务业通常已高占就业的7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展适当的产业来吸纳因经济转型或技术进步的多馀人口就成了棘手挑战，不仅发达国，许多新兴经济体如大马也面对这个挑战。这个挑战涉及了如何设计教育与培训制度与计划的课题。
尽管面对这些挑战，反全球化是否就是最佳对策则是个没有简单答案的提问。其实，所谓全球化是个程度与层面的事宜，即转哪方面全球化（或孤立化）到什么程度，而说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
对小国而言，全球化是个必须（如新加坡），对中大型国家言，则可以有较大的选择；只是若全球整体趋势是全球化或再全球化的话，那即便是中大型国家恐怕也得随大流，以免被边缘化。
从整体与长远来看，全球化应是个正和博奕，有助于提高全球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只是，在某个阶段难免会出现赢家与输家。至于如何减少输家的损失则取决于一国的具体政策。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