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于10月初解散以后，首相候选人辩论的课题最早由行动党柔州主席刘镇东和净选盟倡议，随后开始备受各界的关注。安华在稍早之前也挑战国阵、国盟的派出首相候选人进行辩论，惟反响不佳，看守首相伊斯迈沙比利还直接拒绝这项提议，认为马来西亚没有此种辩论的文化。
无论是不是候选人，只要有政治辩论我们都应该予以鼓励和推崇，毕竟这是让民众更直接地接触政治菁英的绝佳机会，以便在政治菁英的表述中探寻他们的立场是否与自己相符。但是，马来西亚却没有首相或候选人辩论的条件。
第一个问题在于，马来西亚是议会内阁制国家，内阁制的精神在于选后由多数党领袖出任首相，所以即便选前推举一名首相候选人，政党可能于选后的协商中提出不一样的人选，随时上演“货不对板”的情况，尤其是在没有特定政党掌握稳定多数之时较容易发生此种情形。反之，在总统制、半总统制的国家中，明定政党必须提名一个候选人参选总统一职，以致选举开打以前就有明确的候选人在竞争，而选前的政治辩论也自然有其必然性可循。
显然，马来西亚没有驱使候选人辩论的制度条件，政党不会主动推派人选参与公开的直面论战，现任的看守首相可以业务繁忙做托词，在野党可假借还没有公认的首相人选，或“选后再说”的说辞来敷衍，朝野政党都有种种理由可以推托政治辩论。
政治文化另一个问题所在。如论马来西亚政治觉醒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1998年烈火莫熄抗争，惟时隔二十馀年，我国仍处于“转型期”，况且在这段期间，大马政治板块的变迁相当缓慢，其结果是造成各项制度化的改革受阻，人们正于威权和民主两种文化之间持续挣扎，在孕育新的政治文化上也就相当困难。
再来，强推首相候选人辩论或扭曲我国议会内阁制的真谛，加速首相总统化的趋势。所谓首相总统化是指在内阁制国家中，原本是政党的集体竞争蜕化成个别政治菁英之间的角力，如此一来，政党的话语权即被首相占取，无论是在选举前或选举后，首相人选的一言一行操控朝野攻防的轴向，媒体和民意的焦点也投放在政治菁英之决策，久而久之便扭曲议会内阁制中集体决策与集体负责的原则，使得首相人选的权势跟独揽行政权的总统类似。而首相候选人的辩论，某程度上说会加速首相权势的提高及政党话语权的降低。
惟，笔者依然认为，首相候选人的辩论是可行的，前提是要由各阵营首相候选人有意识地主动参与政治辩论。而且，如果真要强化民众的政治参与，政治辩论更应该从国、州议员的层级开始做起，促使政党更愿意推派有素质的候选人，驱使候选人积极地了解在地民情，让各区选民知道哪位候选人于地方议题和公共政策的讨论上较为资深和优质。
视数字和咖啡如生命的怡保人，东吴大学政治系硕士，全球民主化、国会立法、选举策略、投票行为和政党政治为专长，曾参与过2024台湾总统立委选举的研究专案，目前在台湾智库从事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