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尔各答拉宾达巴拉迪大学（Rabindra Bharati University）修读文学硕士，虽然只有一个半月，但对我而言，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
那要从33年前说起。
1989年的春天，我乘俄罗斯航空Aeroflot，从吉隆坡飞到慕尼黑歌德学院学习德文。在飞经中亚的航程上，不料飞机出了些故障，被迫急降到原本不停留的莫斯科国际机场。抵达莫斯科机场时，正是当地的半夜。
记得当我完成检查登录资料（没盖章，当时马来西亚人不能进入俄国）的那一刻，一名海关人员示意我过去，替同机几名不谙英文的香港人翻译。进入机场，我看到一整排荷枪实弹，面无表情的军人。在他们身后椅子上，乘客在抽烟，只见缕缕轻烟缓缓肃穆地笔直升起。
在巴士上，我们被告知将在莫斯科过夜但不得外出；次日就会乘最早班机离开。在疾行的巴士上，灯火璀璨的克林姆林宫教堂一闪而过。一会，抵达旅馆拿了钥匙，我们便各自搭电梯上楼。
电梯里，有人频频问是否要换俄罗斯卢布。打开房门，我发现桌子上还留下半片吃剩的面包。隔天早上5点，急迫的捶门声把我惊醒。原来，我们要立马乘搭班机到慕尼黑。
抵达慕尼黑次日，我首次搭不设查票点的地铁上课。班上各国学生云集；课室马蹄形排列的座位中，一名约莫50岁壮硕的印度男子，就端坐在我的旁边。原来，他就是印度知名莎士比亚专家阿米塔瓦·罗伊教授 （Prof Amitava Roy）。
熟络后，方知罗伊教授被慕尼黑大学邀请执导一出莎士比亚戏剧。因要与演员沟通，所以就被安排学习德文。某天，在休息时段谈起了文学（我大学主修西洋语文），我提及继续读文学的意愿。
几天后，罗伊教授突然向我建议，不如到他执教的加尔各答拉宾达巴拉迪大学（泰戈尔纪念大学）读比较文学硕士。他愿意保送推荐我，并称学费廉宜，教授也尽责。数月一闪而过，罗伊教授便飞回印度。当我完成德语课程回到马来西亚，就接到拉宾达巴拉迪大学的入学通知。
飞机在空中盘旋的当儿，我看到了加尔各答黄色系列的建筑物及芭蕉树。下了机，迎接我的，是令人沮丧的罢工，及围过来要提行李拿小费的小孩。机场巴士把我们载到附近的旅馆，并安排了免费住宿。
第二天罢工结束，我搭计程车直奔罗伊教授的家。滚滚黄尘的乡村路上，我见到刚起床，拿著咬碎的树枝在刷牙的村民；也看到忙著把牛粪涂在墙上晾晒的妇人。
罗伊教授的家，是一幢4层楼高的英国殖民时期建筑，社区也住了一些当地电影明星及富豪。我就住在楼下访客厅旁，一间堆满杂物的“客房”。再往内走，就是厕所及偌大昏暗的盥洗间；我睡的是一张麻布吊床。罗伊教授夫妻及11岁的女儿，就住在顶楼，三楼是他的藏书阁。二楼，是他精通星象学老爸的房间。
开学前几天，罗伊教授和我一同搭巴士到大学。脏、乱及吵杂的交通状况让我叹为观止。校内，几头牛正悠闲地漫步，粪便撒落各处。不久，罗伊教授上课去了，留下我自行办理入学。
研究所学费出奇便宜，一个学期只收马币75元。我走到餐厅，本想买份蛋糕充饥，却看到虫子在爬行，便断了念想。最后我买了现煎蛋。吃了，回到家便开始闹肚子。
开学第一天，女教授在课堂上把我介绍为“环球旅行家”（Globe Trotter），令我啼笑皆非。某天，我搭车到市区闲逛，在车上亲眼目睹特蕾莎修女带著两名修女，在街坊间与市民交谈。另一回，我随教授到菜市场买了鸡肉、猪肉、蔬菜、西红柿及青椒等食材，在他家四楼的厨房，亲自下厨炮制了青椒炒鸡肉、西红柿煎蛋、蒜炒青菜及咕噜肉。鸡贩处理活鸡的方式，也令人惊吓连连：鸡贩紧握著鸡头及其身躯，往地上固定的C形弯刀推去；鸡头一落地，即刻把鸡皮顺势扯下丢弃。
每天，加尔各答总会间竭性停电。是故，有能力的家庭都会自备发电机。住在我房间墙外的游民，只要看到我有塑胶袋，就会上前索求。我喂门外小鸟的豆子及蛋糕，也成了他们抢夺的对象。由于随著大家喝不经煮沸的地下水，后来我感染了霍乱，身体严重脱水，每天为腹泻、呕吐忙个不停。那也就是约一个半月后我逃离印度的主因。在悄悄订好机票，以搬出去为借口的当天，我在楼下弯腰象征性地吻了教授老爸的脚趾后，便跳上计程车直奔机场。
虽然过后我写了信向罗伊教授及校方正式道歉；我的不告而别一直令他耿耿于怀。大概在10年前，我订了到加尔各答的机票，却得悉一种病毒在加尔各答突然爆发传染而取消行程。可惜至今，33年一晃而过，罗伊教授始终没有回过我一字半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