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Identity),指一个人对自我特性的表现,以及与某一群体之间所共有观念表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多元文化身份开始备受关注,而且政治、文化与公民权也时常因为身份认同等差异而出现各种不同的组合。因此,认同不局限于单一的想像,还同时兼涉了社会、性别、国家与文化认同等等。

相关这方面的研究,又以西方理论家霍尔(Stuart Hall)的看法最具影响力。他指出,认同绝不是起源于单一原点、静止或固定不变的事物,而是在辨证、开放、动态的离散进程中不断生产变化。因此他为后世研究者提出两项提醒:第一,认同可被理解为存在于由种族和族裔所紧密联系的个体中间的一个集体的、共用的历史,它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第二,认同也可被理解为不稳定、无定型、甚至是矛盾的,一种多重差异和相似之点所标志的认同。所以,与其把认同当作一个实现的事实(an already accomplished fact),还不如当成一个永远没有完成的“生产”(a "production"which is never complete)。

有关东南亚华人的认同研究,以王赓武《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之研究》最具标杆意义。这篇论文原收录于《中国与海外华人》,之后也被收录在《华人与中国:王赓武自选集》。而其内容则主要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学者就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所提出的看法。

王赓武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前的东南亚华人主要趋向历史认同及中国民族主义认同。尤其在战前,华人属性问题也相对简单,只要自认为是华人,那都是华人。况且这群华人对自己的家庭体系、原乡籍贯及侨居地等概念都掌握得非常清楚。也正因如此,他们便形塑成一个情感核心,而可以挪用种种抽象的中国历史文化感到自豪。

历史认同

所以,这就产生了历史认同。这种认同强调中国传统家庭价值、宗族起源及种族分支等象征,并且运用这些概念保持华人属性。惟应注意的是,由于这种历史认同主要是向后看的,所以也极少提出什么主张。因此当时东南亚的殖民官员及土著精英都可以容忍他们保持华人属性,甚至期望他们可以在当地扮演重要的经济角色。

但二三十年代,历史认同便受到中国民族主义冲击。学者普遍认为,当时华人主要以自身“民族”回应孙中山在中国国内提倡的民族主义。而这种现象,主要归功于南来文人的协力宣传。尤其后来日本侵略中国与东南亚,更是将中国民族主义认同推向顶峰。

另外也因当地设置华文中小学缘故,也致使海外华人后代巩固这种身份认同。惟二战后,东南亚华人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认同也使殖民地及土著精英震惊。为此,东南亚各国都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如在菲律宾、印尼、缅甸籍越南这些华人较少的国家之中,一般便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最终会被遏制。但马来亚这种华人较多的国家,则得小心翼翼处理。因为当地一些年纪较轻的中国民族主义者,甚至在后来参与反殖民斗争以寻求国家独立。

但由于六十年代诸多东南亚新兴国家独立,致使中国民族主义认同让位于新的国家认同。即便如此,马来亚华人却仍保留原先的历史认同,并试图将这种认同融入国家认同之中。然而这样的情况,就不免造成国内族群关系紧张,以致后来出现的政治斗争就总在相关议题打转。为此,便逐渐有人提倡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

所谓文化认同,其实包含民族国家与多种文化并存的意义。就马来亚华人而言,文化认同概念不仅有助于华人采纳其他民族价值观,而且还能同时可以保留他们的华人认同。尤其在新兴且不稳定的国家之中,他们还能凭借这独立的文化认同,不与土著精英强调的政治效忠发生冲突。

然而文化认同终究太乐观,并没有办法真正消除华人与土著的政治紧张关系。就王赓武的话来说,文化认同注重各集团之间最终可因文化上的改变而消除隔阂。但是,它终究没有办法消除族群与族群在现实生活的种种差异。因此到了七十年代,又有人提出阶级认同试图为东南亚华人认同开出新方向。

在当时,绝多数华人都已成为当地国民,并且在政治方面已不同程度归化。尤其东南亚经济呈现惊人的增长,致使华人对认同有著不一样的诠释。故有部分人士倡议阶级认同,认为东南亚华人倾向拥护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以及不分种族界限接纳本阶级的他族成员,是绝对无法从种族和文化方面作出满意解释的。但即便如此,阶级认同在现实生活仍有不少盲点,因为它必须确保企业利益能让各种族集团互利才行。

以王赓武说法解释,那就是:“如果企业长期赚钱,具有不同种族背景的国家经济精英的阶级利益可能压倒一切其他利益,如果当地已经具备有文化上的融合或一定程度的同化,则更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由此可见,阶级认同在现阶段仍然只能在狭隘的领域才有机会转型。

从上述示例来看,东南亚华人的认同观念并不统一。而且迄今所使用的每个概念,也仅仅适合于某个国家的特定华人集团,或只能诠释某阶段的华人集团而已。因此从理论言之,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更趋向多元认同,而不是单一不变的个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同还得视个别状况而定,譬如某集团华人在殖民地文化较强的环境接受教育,之后又被送入英文中学,那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以入籍国为荣,而非倾向中国民族主义认同。

究言之,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在整体上呈现动态趋势,而且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大的更迭。至于如何改变,还得看他们面对怎样的时局与挑战。其实如此说法,同时也在无形中回应霍尔(Stuart Hall)的警醒:“与其把认同当作一个实现的事实(an already accomplished fact),还不如当成一个永远没有完成的“生产”(a "production"which is never complete)”。诚然,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也是一项“永远没有完成的生产”。

覃勓温

柔佛新山人,现居槟城乔治市,为槟榔屿海珠屿五属大伯公庙文史部主任、槟城社会科学研究院专项助理研究员。曾任南方大学专案助理研究员及中华语言文化学院执行秘书。作品收入《大马诗选 2.0》、《复始之地:马华文学专题系列乡土篇》及《新马文学高铁之新诗》等著作。2022年获王宓文纪念奖,著有诗集《夕惕斋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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