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第十届大选出现替代阵线起,行动党、公正党、伊党等相对有优势的在野党希望复制“两个阵线”,使在野党注重在选前的竞选部署,在竞选宣言中列出各种打动人心的内容,同时在选民面前模糊彼此既存的意识形态差异,目的就是为了吸收一切不满国阵的选票,此种朝野各一线的对峙在2008年和2013年两次大选见效,人民联盟所得席次维持在80-90之间,在槟城、吉打、霹雳、雪兰莪、森美兰等州属取得很大突破,而两线制壮大在野党的同时,也激发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民众越来越勇敢地为政治诉求挺身而出。

两线制在削弱执政党和壮大在野党的威力,其成效在1999年、2008年和2013年三次大选得到验证,更点燃烈火莫熄、兴权会、净选盟、绿色盛会等等公民运动。然而,问题点在于,两线制对政治板块无法起到造成移动,其根本原因相当复杂,包括巫统常年建立下来的恩庇体制,行政权操控国家机器打压异己,赢者全拿的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偏袒国阵的选区划分,族群比例和选民结构的稳定性,以致大马未能复制美国、英国稳定的政党轮替,易言之,两线制只足够削弱国阵势头,不足以推翻国阵政权。是此,2015年行动党和伊党断交以及后来的民联解散,其远因显然跟两线竞争的局限性有关,因为伊党在两线制中得不偿失,行动党和公正党也未能借由民联框架打入东海岸,而民联三党再怎么团结依然打不破沙巴和砂拉越的国阵铁票,因此,民联走向崩解是必然的结局。

有趣的是,2018年509大选的政党轮替并不是两线竞争的功劳,反之促使国阵倒台的是多党竞争所使。在马来半岛的国州选区出现激烈的三角战,国阵、希盟和伊党三分马来选票。沙巴民兴党联同希盟面向国阵,东马的本土党和独立人士也踊跃搅局,其结果是纳吉领军的国阵以79席丢失联邦执政权及8个州政权,希盟、民兴党和独立人士联手凭122席入主布城,因此,我们大可断言509变天是多党竞争的战略性胜利。

何以多党制比两线制更容易触发政治变革?道理在于,两线制是将存在矛盾的各方暂时聚在一起,一旦选举结束后、蜜月期过了,政党必须为选前的承诺承担后果,例如,伊党待在民联的八年期间,由于无法推动伊斯兰议程,导致支持者对伊党的忠诚逐步减弱,相继丢失吉登两个州政权不止,在吉兰丹也从2008年的38州席跌到2013年32席,尽管在雪州有可观的突破,也无法弥补伊党在北马和东海岸损失的老本。从伊党的例子可以得知,两线制仅在选举间协助政党启动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没办法测出政党在选后承担的政治负荷是轻是重。

反过来说,多党政治却给予政党选后有更多游离空间,不需为选前的政治协议所束缚,不必承担缔结政党联盟留下的负担,一切取决于个别政党的政策立场,而选民则根据政策偏好做出投票决定。当选举结果出炉,没有政党达到过半的执政门槛,政党之间被迫在政策立场上互相磨合,因而出现只要肯妥协就可以作政府的现象,在这种情景底下,无论是政治菁英抑或支持者都需要更务实地看待政治。

诸如马来人主权、伊斯兰国、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烈火莫熄、沙巴汉的沙巴等将成为选后各党分合的障碍,所以,政党在选前尽可隐藏偏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光谱,凡充满煽动性、排他性的政治论述也逐渐不具吸引力。反之,拒绝让步、不屑协商或态度偏激的政党将注定无缘执政,因为他们无法带给选民实际的回,这些政党将因支持不足率先化为小党或地方性政党,与权力核心渐行渐远,最后面临解散、分裂或合并的下场。目前,沙比里政府与希盟达致朝野停火协议排除在外的势力,如沙巴民兴党、斗士党、砂民党、马华、国大党、沙巴立新党、沙巴团结党、沙巴人民团结党、土团党阿兹敏派等,将可能面临多党氛围底下被淘汰的危机。

事实证明,行经30年的两线制纯粹是政党赢得更多的手段,而不是政党达到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正途。反之,多党竞争从技术上成功在1969年冲破联盟的三分二优势,以及2018年粉碎国阵的六十年霸权,在实务上,朝野互动促成2020年12月霹州倒大臣风波后的希巫和解,还有推动今年9月13日之谅解备忘录,或许我们该是时候跳出两线制的框架,接受多党竞争的处方,带动马来西亚脚踏实地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冯振豪

视数字和咖啡如生命的怡保人,东吴大学政治系硕士,全球民主化、国会立法、选举策略、投票行为和政党政治为专长,曾参与过2024台湾总统立委选举的研究专案,目前在台湾智库从事教育政策相关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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