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最早发现新冠病毒存在而爆发瘟疫劫的中国，却是最早复苏，且是2020年全球大衰退中，唯一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IMF）估计中国2021年经济会成长8.1%，唯中国官方鉴于今年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仍采取保守的6%预测。
病毒起源是一个科学问题，最早爆发国通常只是最早发现病毒，往往不是起源国。作为最早爆发国的中国，病毒肆虐时，被不少外国蓄意嘲讽，认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制度上改革才能打败病毒，有些认为中国会因为这场瘟疫而垮掉。但中国却能以最快时间控制病毒，反而嘲讽其的国家疫情严重度是中国的百倍，甚至想出“群体免疫”不惜死几百万国民来克服病毒的馊主意。
到底中国做了什么事情，可以使得她在病毒肆虐下成为净土呢？
我们要知道，新冠病毒是新病毒，所以从发现到了解它一定需要一段时间。
最早接触到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是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他没有犯上把它当流感处理的错误，及早发现这是新病毒，按照机制于2019年12月27日上报给医院，如此区、市、省一层层上报。虽然过程中出现官员昏昧行为造成疫情扩散，一直到确定病毒会人传人并于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所需时间不到一个月。相比英国发现病毒变种，隐匿了三个月才通报世卫。二者差别就是后者没有责任感。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问责了3000名官员，西方国家一个也没有。
在政治文化上，西方强调的是政府是必要的恶，所以需要不断分政府的权，不断分权结果最后是无人负责。中国则是政府是必要的善，所以需要给政府权力，也需要监督其滥权，而不是一味分权，所以中国才会发明监察御史这制度。虽然中国官员一把手权力比较大，但一旦犯错就需要承担责任。
中国官员升迁和政绩是捆绑在一起的。西方官员一旦选上，除非重大丑闻自我羞愧辞职，否则很难让他下台。中国官员的兢兢业业是被逼出来的，西方官员活在舒适圈内，治理能力必然逊色。
政治上西方只有选举，没有选拔，中国则是混合选举和选拔，这使得官员专业素质高，不会出现西方政治委任由外行指挥内行的事情发生。早期西方政治不稳定，后学习中国科举制建立了现代公务员制度才稳定下来。只是这制度只限于事务官，政务官都是政治委任而不需要选拔。虽然如此，西方早期还是精英治国，可随著时间推移，阶级日趋固化难以流动，变成权贵冒充精英，政务官专业素养不足已是常态。
西方缺乏民本位思想
在抗疫上中国采取尊重科学态度，各种隔离、检测、治疗措施都是科学，西方却用政治来解释，连戴不戴口罩也要吵。政府命令下，全国人民自觉隔离，这在很多国家几乎都办不到，这其实就是中国政府长期徙木立信并深入基层的结果，没有西方政治的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问题。西方在防疫上参杂了太多政治因素，无法科学防疫。
中西方历史上有一大分别，就是西方缺乏民本位思想。疫情爆发时优先考虑经济而非人民。因为顾虑短期经济损失，所以一开始不投入大资源，集中力量封城，全面普筛和将患者进行正确隔离（居家隔离是无效的）。战略失败，战机错失，最后才会全面失控。
中美国土面积相若，根据CTIA（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数据，截至2018年，美国无线基站（Cell sites）数量为35万个。中国工信部数据，2020年，中国移动电话基站总数达852.3万个。两者差距这么大原因是资本主义不愿意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建基站，因为不符合成本效应。社会主义考虑民生为先，所以就算偏远乡村也建基站。无线网络的发达除促进中国电商发展外，在防疫上也能更好管理掌握人流，更方便找出潜在染疫者。
地理是历史之母，中国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央集权制，这有利于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西方制度是封建制度演变过来的，名义上废除了封建，但仍保有“封邦建国”基因。如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民兵，发生森林大火也无法集中全国力量解决而让火势燃烧数月，各州互相抢医疗物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互抢。
经济该市场化？还是国家化？偏向任何一方都是错误。但有一个标准，就是涉及公共事务都该以国营为主，私营辅之。中国因为公立医院为主，在抗疫上易于协调；反之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走向极端的美国是私人医院天下，根本无法统一指挥防疫。
简单总结：制度的差异使得中国在举国体制上优于西方，才是其能率先走出瘟疫劫的原因。防疫如同作战，一体化的军队永远比松散的军队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