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去年的总统大选引发不少示威及暴乱事件，日前卸任的总统特朗普支持者更闯入国会造成大骚乱，许多特朗普内阁的阁员及共和党议员纷纷与涉嫌煽动支持者闯入国会的特朗普切割以求明哲保身，并承认共和党此次竞选失败冀望政权移交顺利。
正如我们这几年不断看见的美国政治乱象，其根本原因为美国政治传统的折衷妥协加速恶化。政治妥协是民主国家最为基本的优势之一，因为它可以或多或少地阻止多数派的暴政或者少数派的瘫痪。美国史上常有激烈的政治斗争，偶尔也会发生多数暴政及少数瘫痪的短暂现象，然而除了1861年至1865年的南北方因政治妥协破裂而导致内战的这个明显例外，美国的政治传统通常都能成功达成妥协，成为一个成功的自我规范系统（self-regulatory system）。
举个经典的妥协历史，1981年至86年共和党总统里根与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奥尼尔（Thomas T. O’Neil）之间的妥协式斗争。与一般三权分立国家一样，美国总统领导政府政策，但国会控制政府预算，众议院议长则负责排定众议院对总统提案的议程，所以在美国政治顺位中，众议院议长是仅次于总统及副总统暨参议院议长的重要人物。这两位都个性刚烈，对彼此的政见争斗不休。然而他们也必须承认彼此在宪法上的职权，并遵守章程。
妥协破裂政府停摆
虽然奥尼尔不赞成里根的经济政策，但它必须认可总统提出的宪法权利法案并且安排众议院投票。虽然共和党及民主党在减税、改革联邦税法、移民政策、社会安全改革、减少非军事支出和增加军费等议题上意见不同，但它们能在政策上达成妥协。尽管里根提名的联邦法官通常不合民主党的口味，但依然能够成功任命一半以上的联邦法官，其中包括9位最高法院法官中的3位。在里根和奥尼尔的妥协式斗争下，联邦政府发挥了作用，联邦政府不曾关闭停摆，也罕有威胁阻扰议事（filibuster）的情况发生。
可惜的是从奥巴马总统任期开始，美国政治妥协的情况一直在倒退，不仅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甚至是各党内部的鹰派和鸽派之间也渐渐发生了撕裂的情况。2014年至16年国会通过的法案是美国史上最少，预算案通过的时间非常落后造成政府停摆的风险。直到2018年12月22日，美国联邦政府真的发生了史上历时最长的停摆时间，为时35天，有9个联邦政府部门部分或全部关闭，大约1/4的政府活动及80万名公务员受影响。
除了妥协破裂导致的停摆风险，以阻扰议事的战术来阻挡总统提名政府职位候选人的次数也变得十分常见。阻扰议事是美国参议院议事规则（宪法中并未明确订立）的一种战术，由少数反对议案的参议员不间断地发言以迫使对方妥协或撤回该动议，在美国政治史上就曾经在1967年有参议员以持续24小时以上的演说创下纪录。
为了平衡这种少数瘫痪的情况，参议院议事规则则允许透过结束辩论（cloture）的方式投票以结束阻扰议事，虽然这些做法明显可能遭到滥用，少数派能用阻扰议事瘫痪参议院议程，多数派则能用结束议事迎来多数暴政，但这套规则在参议院历史上大半都能发挥效果。因为政治传统让少数派及多数派都明白滥用这些作法可能带来的后果。
所以在美国前43位总统和前220年的政府中，参议院使用阻扰议事反对总统提名人仅有68位，反观在奥巴马任期内共和党在短短四年内阻挡了79位总统提名人，比过去两百多年加起来的总和还多。民主党对此则采取了除最高法官外，废除总统提名人的绝对多数要求来作为回应，虽然能够确保政府议案顺利通过而填补政府的职缺，但是也破坏了美国政治传统中的少数派泄压的安全阀，导致了撕裂的现象变得更严重。
在奥巴马第二次总统任期中，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总统提名法官的人数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最少的人数，所通过的上诉庭法官数量更是自十九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不妥协现象3解释
从总统大选的暴力冲突，参议院的阻扰公职人选及众议院的拒绝拨款，美国的政治不妥协现象可以说是处于除内战外的最高点。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趋势？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学及国家科学院院士，戴蒙教授（Jared Diamond）提出以下解释：其一是，竞选活动的花费如天文数字般飙升，大部分候选人必须依赖少数财阀的高额捐款才能展开竞选活动，使得赞助人比过去更加重要。政治赞助人之所以大手笔捐款乃是因为他们对特定的目标有强烈的想法，因此捐款给支持这些目标的候选人，他们不会捐款给接受妥协的中间派候选人。在以当选为最终考量的情况下，美国两党自然必须迎合捐款人的口味提出愈加分化的人选。
其二是，国内航空交通的增加，在华府和全美各州之间提供频繁和快速的联系。以往各州代表平日在华府的国会服务，也会交通条件不允许往返选区的关系留在华府度过周末。他们的家人住在华府，他们的孩子在华府上学。周末，各州代表及其配偶和孩子彼此来往，互相认识，各代表互相结交而不仅仅是政敌或盟友。如今，发达的交通以及高昂的竞选费用让议员经常回到本州募款，许多代表的家人留在本州彼此互不相识，各议员只把对方当作政治人物看待，从而降低了互相诋毁和撕裂的社交成本。
最后一个解释和所谓的选区不公平划分有关， 即所谓的杰利蝾螈（Gerrymandering）。每十年全美将会进行人口普查，重新调整各州内众议院席次数量后，各州议会即可重划该州内的众议院议员选区分界。
愈来愈多的情况是，两党在各自控制的州议会内尽量把可能会投向敌对政党的选民集中到最小的地区，而把剩下可能会投敌对政党的选民尽量分配到多选民的地区以该区数量更多且可靠的亲自家政党选民的人数优势来进行冲洗，让选区划分失去了地理意义沦为单纯的政治考量，以便牺牲敌对政党的代表，扩大自家政党代表的数量。
这种作法的结果是它事先就明确表现出各选区大部分选民属意的政党，偏好的政策类型，因此拥有愿意妥协倾向的候选人很可能就会落败。
如前文所述，民主国家的一个基本优点是政治妥协，公民想法拥有得到辩论的机会，他们知道即使自己的想法现在没有被采纳，在未来的选举中还是有机会推行。没有民主，公民想法没有可以抒发的管道，容易导向公民暴力的结果。所以，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民主的表象，降低公民暴力的风险，即使民主实际上正在遭受挫败，现在的美国正是如此。
公民悲观地认为自己的想法在敌方上台后就不会再有获得推行的机会，多数派坚持己见，少数派选择继续高度瘫痪当权者，如此循环往复所造成的政治乱象也难怪不少人冷嘲热讽，认为民主带来的只有混乱的民粹及无止境的争执，集权制反而更加稳定，为此牺牲一些政治自由也在所不惜。
然而本文并不想陷入制度优劣之争，历史自然会见证究竟如今的美国乱象到底是政治传统的短暂失灵，还是美式民主必然会导致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