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3月我国为了有效地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而实行的行动管制令至今已经进入第8个月。这段期间每每政府颁布各类型行动管制令都势必引发民众一阵抢购或大量购买粮食的画面，引起各方对我国食品供应或食安的关注。
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在这场经济和社会冲击下不仅间接限制他们对于食物选购的条件，长期食用廉价罐头与速食包装食品及大量摄入次营养的加工食材将加重身体对脂肪和糖的负担，对家庭成员长期身心健康的影响不容小觑。
2020年7月，政府根据国家经济复苏配套（PENJANA）下的“城市农耕计划”（Program Pertanian Bandar）提供1000万令吉的拨款，并积极地在人口稠密的雪隆市中心启动各项城市农耕项目，鼓励低收入家庭通过种植蔬果自主性地改善家庭对食物营养的基本需求。当然，这项活动的推行不仅仅是为了喂饱人们的肚子，更甚的是为了加强低收入群体在后疫情社会和经济转变上的适应力。
没得到年轻人欢迎
譬如吉隆坡斯里沙巴人民组屋（Sri Sabah PPR）居协主席拉贾‧拉希姆曾指出，早在2017年在其组屋旁空地发起城市农耕计划。最初，项目的推行得到绝大部分居民的冷落。三年后的今天，该组屋的城市耕作模式不仅获吉隆玻市政厅的认可，并多次被其他人民组屋用作推动城市农耕的典范。
即使今天政府极力推行城市农耕计划，但组屋周边土地和空间毕竟有限，目前该组屋仅能够容纳40位活跃的居民在这片土地上耕种。为了确保城市农耕的可持续发展性，拉贾每月在组屋内组织一次社区农民市场。社区农民以70：30的利润率将新鲜的农产品出售给公寓内的居民，即70%的总盈利归社区农友所有，其余30%的总盈利归居协所有，以支付社区农场的运营成本。
拉贾指出：“70%的社区农民是女性在经营，而参与这项城市耕种的居民年龄在40岁以上”。他认为无论是身在城市还是乡区，农耕应该被视为一项基本的维生技能，然而城市农耕计划并没有得到多数年轻人的欢迎，年轻一代基本周旋于工作和家庭，无暇参与这项对社区和家庭长远双赢的项目。
让城市可持续发展
对于行动管制期间城市人民组屋的居民多次出现食物供应不足的问题，拉贾就感叹说，如果大家都懂得卷起衣袖靠自己的双手耕种，哪怕只是一点的小收成确实能对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复原力扮演著重要角色。他指出，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和一些社区农友在自家那有限的550-650平方英尺的空间里种植蔬菜，并在收成时足以供应一家两口一个星期的基本蔬菜需求量。他坚信就长远之计，城市耕种实行的堆肥计划不仅能够减少食物的浪费和环境足迹，还有助于社区之间的农业文化。
都市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著密切的关系。过去20年人口大量地涌进城市，促使这片土地迅速发展，密集的建筑计划，开放空间和绿地之少，无形中打击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即使政府开放城市周边空地以作都市农业用途，依旧存在著土地分配和规划的隐忧。
另一名受访者，林氏自2020年4月开始一直居家工作，她曾经认为城市耕种是让那些拥有宽敞院子的家庭进行的周末活动，对于居住廉价组屋的她来说压根儿和城市耕种画不上等号。然后，在疫情封锁初期，她在尝试为家人存储一个星期的食材时开始思索，与其囤积罐头食品不如提供小孩新鲜的食材。从那时开始，她和先生开始构思在有限的居家环境打造城市耕种。
如今，她在狭小的阳台放上木板格注入泥土种菜。即使有听说房地部长主张推广的城市农耕，但对于居住在狭小，缺乏公共空间和绿地的廉价组屋群体，这项计划无疑让她却步，只能依赖网上学习来自我提升耕种技能。
民间团体的努力
Yellow House，一家致力辅助露宿者参与城市农耕计划的社会企业，发起人沙央比列（Shyam Priah）指出，政府对于城市农耕计划的推广并无法完全支援低收入群体和城市露宿者。目前该单位面对的考验是，尽管他们提供城市的周边土地，以鼓励低收入群体和城市露宿者参与种植蔬果，在寻找社区农民市场售卖收成上遇到相对的挑战。
为了杜绝中间人牟利，Shyam正物色销售平台以确保能够持续地支持地方农友市场，并提高低收入群体在经济上自主性。社区农业市场的需求随著城市农业的兴起应将成为下一个优先考量的事项，包括社区市场的潜在推出，和地方上的合作于协调。
疫情时代不同阶段的行动管制令，对城市贫困人口带来的生活考验，让政府和各民办单位想法设法帮助低收入群体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新环境和新挑战。城市农耕计划的推动无疑为多项长期困扰城市环境的问题注入新的希望，尤其后疫情时代相对的包容性经济发展促使城市低收入人群参与，并更接近可持续发展的粮食安全和环境健康推动项目上。
这段时间，基层运动已经开始了一些小努力，接下来即将面临的考验即是在推行城市可持续发展理念同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资源状况之间矛盾的指导思想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