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政变自发生以来，除了揭开了政治人物的面具外，与此同时，也让民众看到评论界存在那些顾左右而言他的文坛掮客和寄生者，还有专放马后炮的专家。调侃在社交网站出现情绪话语的民众归类为酸民者，其实也暴露了本身也是酸民的一份子。只会将国内政治危机揶揄为希盟的共业，却又提不出逻辑性观点和建设性意见者，显露的是对政治大局理解力的不足，以及缺乏对大马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基本认识。
223政变固然是围绕著马哈迪、安华、阿兹敏和慕尤丁等前巫统领袖之间的博弈，但贵为国民一份子的华人也身处其中，尤其509大选华社是促成希盟上台执政最落力的群体，更应清楚在未来的日子要如何应对国家重大议题，以及选举到来时如何选择。
华人起关键少数作用
当然，追求的目标始终不能放弃，在参与这块土地的建设有绝对的贡献的任何群体，有责任为将来继续在这里生活的子民，留下建全的社会体制，以捍卫公正与民主的问政精神。
回顾历史，打从1969年大选后的历届大选，每逢选举513种族冲突事件就一直在华社里留下阴影，像紧箍咒般让许多华人真相信，不投国阵社会就会动荡。这种恐吓政治手段，与一些东亚国家当权者无不同，目的在于强化本身掌权的合理性。自那时候开始，华人社会有识之士无不对华人的政治前景苦思寻找出路。
印象最深的是在1982年的南大校友暨旅加学者詹文义教授提出“Balance Seat”慨念，即在马来社会出现两个敌对阵营时，华人可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1990年，为突破政治困境，两线制概念被提出，在巫统出现分裂时，董总主席林晃升带领下一批华教人士加入行动党促成两线制。
但选举结果却因巫裔和华裔选民始终不同步，国会差7席才打破国阵握有2/3优势，州议会方面行动党在槟州差3席才能执政。1995年经济大好政治实施小开放政策，华裔选民大幅度回流国阵，行动党从高峰跌落谷底，在野党处于建国以来最低潮时期。
1999年因安华被逐出巫统的效应，当马来选民掀起政治海啸时，华社却受马华主打的“伊斯兰国课题”所蛊惑，马华在华社成功妖魔化和伊党合作的行动党，以狂风扫落叶的态势把后者打得落花流水，行动党两大巨头更在传统华人区惨遭滑铁卢。2004年在阿都拉新首相效应下，国阵拿下国会90.9%的议席，公正党输剩一席，差一点连安华的桥头堡峇东埔都保不住。
然而，2008年大选，在手机短讯和网络的出现，年轻选民勇于求新求变，国阵政府因贪腐与国家经济恶化激起城市马来选民的愤怒，导致过去国阵稳胜的许多混合选区均沦陷，在野党更破天荒地夺下槟城、吉打、霹雳、雪兰莪和吉兰丹等五个州的政权。这一次大选的结果被喻为308政治海啸，不仅马华惯用的513事件的恐吓神咒失效，同时也激发了华、印裔社会和在野党一起勾勒改朝换代的愿景。
在野党2013年大选虽然攻势猛烈，但国阵在柔佛、沙巴和砂拉越三州的基本盘仍未松动的情况下，改朝换代的终极目标依旧功亏一篑。 经过两届大选的努力，2018年在马哈迪的效应下，在野党获得三成马来票及九成五的非巫裔选票，终于推翻了执政61年的国阵政权。
然而，希盟政府是联合政府，改革力度经常受到内部以前巫统党员为主干的土团党的制肘，加上没有执政经验，终于逃不过内神外鬼的暗算，上台不足两年宣告垮台。
回顾华社自1969年发生513事件后国阵推行新经济政策以来，虽然面对许许多多不公平政策，但华社仍然坚韧地挺了过来。在223政变之前，已经历了2010年2月的霹雳州变天，1980年代沙巴州的政坛跳槽引发的乱象，以及无数次在野党议员跳槽国阵事件，仍然能够在政治发展洪流中找到新的契机。
了解底线巩固支持
即便是以巫统、前巫统和伊党为主干的国民联盟掌握了执政权，我们也需乐观地看待，一个没有华人的内阁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在没有内部不存在对立的情况下，新政府是如何看待华人社会的基本权益的？即便有那么一位华裔阁员的存在，又是如何履行华人期许的肩钜任务？即便会迎来最坏的时期，我们也要看看会坏到什么程度。
回溯过去60多年的政治发展变迁，华裔选民经历了多种尝试与挫折，但总能够找到增加谈判筹码发挥影响力的途径。纵然，华裔人口比例持续下降，但随著马来社会的分裂，自308大选后华裔选民在许多马来区成了关键少数，因而我们千万不能妄自菲薄忽视本身的影响力。
巫伊合作表面上固然会降低希盟的胜算，但土团党、巫统和伊党各怀鬼胎的合作模式仍未经过考验。同样的，希盟也存在许多不可忽视的缺失，例如公正党的派系互相倾轧，行动党的精英与草根之间的失调，以及诚信党基层耕耘不足等问题。在针对组阁权与敌营互相拉扯的同时，希盟领袖也不能忽视党务的操作与改善。
华裔选民无需对现有的结局感到绝望，反之，则要更精明地去辨识政局的发展状况，不随假新闻和文坛掮客的预设论点所左右。当然，我们选择巫裔的合作对象是有冒险的，要成功就必须承担风险，掌握了资源才能管理风险。但不做尝试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当合作伙伴变挂了，与其进行诸多无谓的情绪宣泄，不如把精力投入在巩固基层支持的工作上。
对华裔选民而言，经历了一甲子的投票活动，我们曾经失去些什么？不向当权者靠拢可能失去哪些东西？身为国内最大的纳税群体，我们应当已经明白立足这里的底限有哪些？在各种条件的限制下，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不能妥协的？我们在未来的日子还能够做些什么？
如果说1969年是重创期，1990年是尝试期，2008年是意外期，2018年是突破期，那么来届大选则是考验期。让投票率推高至九成以上，将对所要投选阵营的支持率再往上推，以一致性的投票模式来突出华人票的重要性，是此次政变短暂性的挫败后，大家必须积极努力的共同目标。
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