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一则新闻，既台北市长柯文哲遭人检举财产不明暴增，触怒了其负责管钱的妻子陈佩琪。陈声称账户里都是自己的钱，因而在面子书留言扬言提告。
对此，柯文哲在自己脸书贴文，表示面对指控他们曾发表声明澄清，但是人家根本不理会，还继续在媒体上抹黑他们。虽然这个情况让他很生气，但是他当了几年市长，学到了“生气时不要做决定”。他表示，会再继续跟妻子沟通。当然最后她做了什么决定，他还是会尊重她。
我不怎么留意台北市的政治，无法评价这位市长的所作所为。不过不管这篇面子书贴文是不是柯文哲的本意，抑或只是一个公关手法，但这样的贴文依然让人觉得舒服。如果没有做错却依旧被污名化，便失去拚命解释与争论的必要，叫嚣或诅咒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真的不能清者自清的话，提告就只能是最终的手段了。
领著纳税人钱为民服务的公仆，有时候会面对民众对公共服务内容或效率的不满、抨击，甚至是人身攻击。在这个关头所挑战的便是公仆自身或有关部门的公关能力，既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处理争议，抑或使用良性的讨论方式，重新将正确的资讯传递给群众。
我长时间观察我国的文化遗产议题，最近惊讶地发现，非政府组织成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遗产管理议题的意见，引来了政府机构专员情绪化的回应，甚至诅咒对方去死，而这样的冲突与本国目前公共议题的沟通环境不无关系。
沟通环境不友善
在马来西亚，政府部门与群众的关系较为疏离，他们多数不需要面对群众，业绩也不会被群众所决定；而我们也时常搞不清楚公部门错综复杂的运作模式，毕竟这也是长期不被公开讨论的部分。这造成一般群众对公共议题的讨论时常不在点上，加上不思辨的讨论导致整个方向脱离主旨，使整个沟通环境更为严峻。这在许多社交媒体贴文下的留言，就能看到情况的严重。
我们的媒体、非政府组织、社运分子以及政党等等对于议题的掌握，依然有很多待进步的空间，特别是文化遗产议题。文化遗产时常被当作奢侈品，但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其对像时常是我们生活中的文化与其相关的实体物品。
例如，古迹建筑被拆毁与否的课题，谈的其实就是居住环境的课题。我们不可能在讨论居住环境的课题时，只关注有关建筑够不够漂亮、心态够不够传统，而是这栋古迹建筑有何历史价值、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未来不再发挥原初的角色了，但还能不能发挥其他价值如作为博物馆、身份认同的象征，或者作为创意产业的基地等等。如果答案是正面的，那我们才能就此去讨论一个有效率、永续的保护方案。
如果文化遗产的所有利益关系者都没有办法探索与回应这些根本的问题，整个讨论就会鬼打墙般无法找到出口。空有一番热诚却无法让事情圆满促成，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对体制的失望。况且政府不可能有无限的资源花在遗产保护上，它总是必须被放在合适的议题脉络下讨论，而且讨论往往是耗时的。
公仆应放下姿态
在沟通环境本来就不友善的社会里，公仆更需要放下姿态，适当地提供正确的资讯，鼓励有深度的讨论。虽然在《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还存在的情况下，没有办法避免将不必要或不适当地将官方文件列为机密，也没有机制限定机密文件的时效，但如果消耗公款的计划内容与成效等被本国人或外国人质疑，作为执行计划的单位，皆有坦诚地做出交代的必要。毕竟动用公款的计划，肯定与集体的公共利益有关。
更何况，像文化遗产这样的议题，并不是凭著公部门自行的界定就可以。根据联合国规定，社群对文化遗产的界定扮演著极其重要的角色，一旦社群不认可，没有别人能够为他们决定、实践或保护有关文化遗产。这间中需要许多的沟通，因此负责此项目的公仆，其沟通能力扮演著至关重要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可能并不只有一种，考量各种情况的标准程序是一定要有的，以确保世遗区里的所有古迹建筑都能被适当地照顾。在这个基础之上，任何拨款都应该有办法被阐明其理由与程序。只对特定古迹建筑或文物进行高额拨款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无助于建立一套标准机制，而且消耗公款的目的本该是为了保障集体的利益，必须得到合理的委托。
我想群众都欢迎认真、理性的公仆，而不是无法抱持同理心态、无法引领群众客观地就事论事、造成一波又一波公关灾难的公仆。我们已在刚过选举用我们神圣的选票，投选出最能带来希望的政党，当然希望各个政府部门也能够跟著接轨，敞开心胸接受公民参与及监督，相濡以沫、相互支持，才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