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设计我们的城市?有没有人曾想过,为何地方的设施和建筑如此规划?然而,在计划被拍板执行前,当局有没咨询居民的心声和想法?对于身居的社区环境,到底我们拥有多少说话权和影响力去改变现况?在提出城市发展的看法前,到底我们有多了解自己的社区,而我们的意见又是否客观及符合事实?

这是一个真实的挑战,因为在我国社会一般是由上而下运作的。身为政策研究员,我常在获取地方级别数据之际碰到困难与挑战。

这无关乎我花了多少功夫和时间,很多时候就连我居住的城市最基本的人口统计数据也缺乏,甭提更小单位的社区资料。而我有兴趣知道的地方人文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s)数据更是凤毛麟角。

其实很多官方发布的数据通常只汇总合计到国与州的级别,地方分类的数据一般民众不得而知。事实上,政府的相关单位对城市地区的人文社会数据收集也相当有限。

掌握问题基本认知

然而,若要社区成员在知情下作集体决策,那么准确的地方资料和数据就不可或缺。没有类似的资讯引领,居民又如何知道目前问题的背景和大小程度局限?

打个比方,在召开社区市民大会探讨非法垃圾处理问题之前,所有参与者应要有资料列出非法垃圾场的数目和准确位置。同时,他们也该清楚社区存放的垃圾大箱桶的数目、位置和清理频率。一旦居民们都掌握了这些基本资料,那么他们将更能提出洞见确认导因,最后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上个月在吉隆坡举办的第九届世界城市论坛,我出席了一场由印尼“吾城基金会”(Kota Kita Foundation)主导的技术工作坊。该工作坊导师举了不少民众参与式的城市规划与发展范例,说明了居民们有知情权及被赋权参与社区决策后的影响力。

亲身体验社区研究

我在场学习和体认到三个技巧的重要性,即(一)搜集社区数据,尤其是当该资料没出现在官方记录;(二)呈现数据分析与传达视觉资讯给普通百姓以便他们能更清楚掌握社区议题;(三)举办与主持咨询会并引导讨论达至协作方案解决问题。

诚然知识可解放和赋权社区居民作出更明智的决定。一些外来的组织和专家或许真诚欲协助当地人,但要提出合理又能符合当地文化的建议或方案前,他们须走入社区亲身体验并与当地人接触交流。信任是社区最重要的人脉“货币”。

我学到的是,若要当地人开敞心怀提供更多资讯协助地方研究,那么与他们打好人脉关系就不容忽视了。

一般情况,若有当地的一些熟悉又受尊重的面孔或领袖带领下介绍社区和居民会是上策。一旦关系确立了,要赢取当地人的信任就事半功倍。届时有些热心的居民甚至还会主动献殷勤协助研究,他们也许出自于好奇心或对该研究深感兴趣,只因这关乎他们的社区。

参与式民主的过程之所以美好,因为它能塑造社区对特定课题的集体共识。可是,这过程有时需要专人透过清楚易懂的数据分析和视觉呈报,解释这些课题给民众。

问题是,一些专家或许低估了当地人对地方规划的了解能力,不经意地强加了自己的意见和价值观给该社区。这带来反效果不难理解,居民们会觉得自己被外人指点和负面批判,反而加深了他们的抗拒和反感。

所以,倘若我们要当地人接纳一些点子,或许当个协调人会更有效地帮助他们去探索、讨论乃至延伸和接受新点子。最终社区若能自决寻找最能认同的方案,对当地人来说应该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邀请与召集有关联及影响力的利益涉及者和地方官员出席会议,本身就是一个棘手的过程。倘若成功,这将可为社区带来积极正面的改变。主持人需引导确保整体讨论能专注不离题,同时需准备适当问题抛给出席者,以确保在座每一位的看法有被聆听。

较有经验的主持人会明白,较小的分组讨论能更能鼓舞出席者开口,同时也会发现若有大人物出席会议,或多或少会影响出席者畅所欲言的意愿。

我相信,民众积极参与集体决策是社区活跃的表现,更是地方民主的基石。居民协会或非政府组织可成为社区成员之间协调和组织的平台。

然而,截至2017年6月社团注册局所登记的62,678活跃组织当中,到底有多少个类似“吾城基金会”模式,以数据挂帅的民众参与式组织?除了恢复地方政府选举,我呼吁地方当局能释放更多的地方资讯,同时投入资金和技术资源以赋权草根组织共同寻找地方解决方案。

数据“群众外包”

幸运的是,我国的网络覆盖率相当高,尤其是市区的流动网络。这足以支持使用手机应用程式和网站进行数据“群众外包”(data crowdsourcing)。事实上,某些政府单位已顺应趋势通过手机应用程式和地理信息系统(GIS),架设了数据共享以及公众投报的平台,例如槟城的Better Penang应用程式和PeGIS。

可惜的是,尤其是前者,迄今仍没完整的数据系统开放给公众下载读取,进而作资料分析。我期望其他政府单位亦开发方便使用且开放式的应用程式,供草根组织进行地方研究来解决问题与建设社区。

最后,我支持“吾城基金会”的愿景,即一个理想城市应由知情与被赋权的市民建设和共享。若有积极活跃的社区,集体决策不仅能改善市民的生活素质,同时也加强居民的归属感与守望相助精神。再说身为公民,我们绝对有权要求具有包容性、透明度以及社会公正的良好施政治理。

林志翰

群议社社员及政策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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