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均是影响现代世界的主要思潮之一。由于富有情感与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意识形态,自也具有很大的动员威力。早在约一百年前,列宁(Lenin)便叫史太林(Stalin)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以便制定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民族政策。

其结论之一便是,民族虽是一个历史范畴,却是可利用民族主义来推动反殖民与反帝国主义,进而加速社会主义的革命步伐。史太林也据此提出了一个有关民族的定义;即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也有人把民族说成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其中,共同的心理素质,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塑造出来的。至于民族主义,则有人形容,它像被压弯的树枝(Bent Twig),被压迫越厉害,反弹力与凝聚力越强。

历史地看,民族主义也有许多类型,且可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性质上的变化。如在未推翻满清政权时,孙中山的革命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可革命成功后,则转为谋求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甚至提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济弱扶倾的开明的民族主义。

只是,很多国家在争取独立时,把民族主义与民主结合,争取民族自决,可成功争取到独立后,又忘了民主,劣化为大民族主义,实行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仗人多势众压迫曾与其一起斗争的较小民族。这类例子数不胜数。民族与民主的关系是颇吊诡的。

政教合一制

在20世纪初的土耳其,凯末尔(Kemal Ataturk)则用共和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改革主义、世俗主义与民族主义这6大原则,来取代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即取消苏丹体制与哈里发体制这两个政教合一的支柱。在印尼,苏卡诺(Sukarno)则提倡综合性的民族主义,如以建国五原则(Pancasila)做为立国理念与基础。我国在1970年提出的国家原则基本上便是模仿印尼的Pancasila而来。另外,印尼圣雄甘地的民族主义,也有其特色,如突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显见,民族主义也非铁板一块。

就大马来说,华人与印度裔的民族主义,崛起得比马来人早;只是,两者本质上皆是中国与印度取向的民族主义,而马来民族主义,最早出现于1920年代;只是,它仅局限于少数的马来文知识份子群,且在性质上是左倾与主张马来亚与印尼合一的左倾民族主义。从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的角度看,这些马来文的左倾民族主义者,多出身平民阶层也多是马来教师、记者、文人类的较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也深受印尼民族主义的影响,也较世俗取向,较注重语文亦较不注重宗教与王权。

只是,由于这类左倾民族主义份子,直接挑战英殖民主义,而被打压。在1948年6月,马共事变后,他们基本上影响力大跌,即便是较后期的人民党,在马来社会中的影响力也颇有限。二次战后崛起的保守型马来民族主义,则因为愿意与英殖民政府合作,而逐步在英人的扶持下,取得马来社会的主导权,也在独立后,主导了国家政权。这个以巫统为主体的由40多个全马马来人组织形成的政治组织,是个拥护传统马来统治集团的右翼民族主义集团。它的领导层也多是贵族出身者,是英人殖民政权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其领导层多为公务员。

历史地看,这一以右翼保守民族主义为主导的集团,是因为反1946年英人提出的马来亚同盟(MalayanUnion)才崛起。这个反马来亚同盟运动也是马来人形成全马马来民族意识的关键时刻。在性质上言,从1946到1970年这期间,以巫统为主导的马来民族主义,在性质上是种政治型民族主义,它以政治民族主义为主导,以语文民族主义为辅;进入1970年后,则转型为,以经济民族主义为主导,语文与文化、民族主义为辅。此点,可从1971年出台的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及加速教育的马来语化中一窥究竟。可见,民族主义是会出现阶段性变化的。

经济民族主义

如进入1980年代后期,这个经济民族主义也起了变化。也就是,从具有民族使命感的民族本位,逐渐转化为日益偏重个人、家族与阶级利益的朋党主义(Cronyism)。朋党、裙带、腐败,已成了其标志。此点,也可从马哈迪与拉沙里的巫统AB队的争权夺利中一窥究竟。

1950年巫统的领导者DatoOnn是为了理念(开放巫统党籍)而离开巫统,可1987年的权争则与路线斗争无关,基本上是由恩庇政治(Patronage Politics)所引发的资源分配竞争。这里,也涉及了官职与党职挂钩的事宜。

在1950-60年代,搞政治者有较高的民族使命感,可随著社会经济变迁,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出台后,文人已被商人取代,由贵而富,即靠权利谋私利已形成风气。没权没钱,更无法进入权钱核心。其结果就促成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者,也就是,假民族或种族主义,真图利自己的伪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

伸言之,许多自称为民族主义者或表现得颇种族主义者,并非真货色,而是另有他图的机会主义者,是借用民族或种族主义争权夺利。君不见,不少种族主义者,均在搞族群企业?是什么人在搞外劳产业,引进大量廉价外劳,直接影响下层土著生计?何以这些民族主义者制定与形成亲土著的新经济政策几十年,可低收入的土著依然多得是?

实则,有不少人根本不希望新经济政策成功,以便使其永续下去。也就是,只有新经济政策失败,他们才可能借故继续以权谋私,坐享其成,坐地分赃,不劳而获地发达致富。

说穿了大马的不少种族主义者,并非真的看不起他族的人种优越论者,而是假借民族或种族主义来图利自己与所属阶级与集团。他们多是机会主义的民族或种族主义者。其实宗教,如把人民分为穆斯林对非穆斯林,也可具有同样的功能。宗教极端主义,也可以是机会主义的。

孙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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