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执行的干部退休以及领导人代际交接制，奠定了中共内部的领袖继承权力交接的方式。
中共党划分世代为第一代毛泽东，第二代邓小平，第三代江泽民，第四代胡锦涛及第五代习近平。其中在邓小平时代的胡耀邦以及赵紫阳代际归属问题至今依旧是争论。但是历经了从江浙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的两任十年的领袖交接制，已经算是稳固了中共党内的权利交接的模式。
在还没有形成宪政惯例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及中央军委主席是否是同一个人担任，是一个权利交接是否完整的观察点。所谓枪杆子出政权，党要领导军队，是否同时兼任军委主席，成了权力交接以及“实权”与否的考量。毛泽东以及邓小平都先后是担任此三职。但是在邓小平时代，有个过渡期，即当时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时，邓小平依旧是军委主席，所谓的邓小平“半退”状态。直到江泽民在1989年6月担任总书记，邓小平在9月卸下军委主席，完成了第一次中共领导人在任上退休。而这个“半退”的先例，也发生在2002年胡锦涛任上。江浙民多担任了半届左右的军委主席，才在2004年9月，卸下军委主席。
2012年胡锦涛交接习近平，没有选择“半退”的方式，一次过交接总书记、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媒体报导使用“裸退”来形容胡锦涛的交接。
经此三届的2任10年的中共领袖权利的代际交接制，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宪政惯例，对于后世起著规范的作用。中国的这套权利转移的方式，是有别于我们熟悉的票选竞争制，即并非人民直接选举的方式，却同时达到了一个目的：领袖限任以及权力平稳交接。
虽用“民主”的操作方式来比较中国政务官的任命及提拔制，就民意的授权与否，所谓的代际交接制，很容易被诟病为“人制”，“黑箱作业”等。随著民主选举制度并不一定能确保政府良好管理，发展中国家经历二战后近50年的民主实验的诸多难产。论者开始注意一些非典型的政府运作的模式，如中国及新加坡。大家先搁置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戴上”人类学研究的视角，去观察及深究自主研发政治体系的中国，是如何达到今天权力交接的稳定以及高经济发展的势头。
新加坡则是另一个同样是后殖民的岛国，是如何借用西方的民主宪政体系，并加以改造发明而成就新加坡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