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与财富差距扩大，是当前世界的一大课题。是什么原因致成这个差距的扩大？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也对其可能后果有不同的看法。
主流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在发达国，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主因。它使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两极化现象，也使中间阶层、中等技能者失去其传统的重要性，特别是，若其工作性质易被电脑取代者。因此，再培训便成了必要。于此，政府的职能便显得特别重要，因为私人企业是不太愿意去做这种投资的。这就是何以，近年来公共投资国（Public Investment State）的概念流行起来的主因。丹麦、新加坡等国便一直力行这种再培训计划，以加速社会流动。
左派进步人士则多认为，差距扩大的主因在于工会势力趋弱，资本家拿走太多的利润，或是资本的回报率快过经济增长率（如最近法国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凯提的《21世纪的资本》一书便突出这一点）。有者还认为，贫富两极化是致成经济危机的主因。（因大众缺乏购买力，使投资与需求不振）。反全球化与反自由贸易者更认为，全球化是个劫贫济富的恶魔，必须加以逆转。此外，还有所谓的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论等，如指责中国、中东油产国积累太多盈余。
不管怎么说，全球范围内均不同程度地出现富人与穷人增多，中产萎缩的M型化趋势。M型化的结果如何？自由主义者会认为，它会危及自由主义与民主，使金权政治更为放肆。因此，必须走劫富济贫的路线；否则，动乱难免。这是左派进步人士的标准答案，可以用实现更大程度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来概括之。
上进心是关键
只是，右派人士，或美式保守主义者则有不同看法。比方说《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的作者Tyler Cowen在其《告别平庸》（Average is Over）一书里（2013）便认为，至少，在美国，贫富两极化不会引发社会动乱，而较可能保持现状。其理据为：尽管这10多年来，美国人的实质薪资（扣掉通货膨胀的薪资）较前为低，富者愈富，贫者也增多。可这10多年来，美国的犯罪率并没增加，且即便美国增富人税也是有限。比较可能的，反而是削减对穷人的福利，如医疗补助（Mediaid）。
若美国政府加富人税，或把医疗负担，从政府转移给企业，那么，企业就会减少雇人，使更多人失去正当的全职，而不得不当钟点工，兼职工，或好听些的自由接案的个体户（美日韩均很流行这种减雇员成本的取巧做法，以保公司盈利）。其结果，自然会出现更多的门槛收入者（Threshold Earner），即生活勉强过得去者。除非这些人富有学习精神，学得一技在身，也善用现代科技的便利；否则，他们将成为85%的低收入者的一份子。约言之，上进心是关键。
至于85%的赶不上科技进步，又懒得学习的低收入者会否激进化？Cowen认为，至少在美国，可能性不高。较可能的对策是，他们在政治上会成为保守主义者。实则，在美国，所得较低，学历也一般较低的州，最多政治保守主义者。这确是耐人寻味。
此外，由于美国人口也在老化，而老化的人心态也会变得保守，懒得搞变天。只要政府不出台危及老人福利的政策，政治参与度较高的这些老人便会安于现状。这种说法是否也适用于日本、中国、新加坡，或是也正在走向高龄化的大马，确是很值得探讨。伸言之，年轻人口多，失业高则是乱源。
美国人信仰实绩制
另外，国家也可利用民族主义，或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国内阶级紧张。比方说，当前，有不少国家对外政策向右转（变得强硬，找外敌），可国内政策却是向左转，甚至民粹化的外右内左路线。美国一贯以来，便善用这一套来枪口对外，以求内部统一。
在美国，还有一些现象是，会有更多人从高生活成本区，转往低生活成本区去定居，有者则改变自己的品味与生活方式，转向注重身心平衡的，或注重简朴生活的价值观。这种向现实妥协，向现实调整自我，而非改变世界，以符合自己理想的自我心态调整，难免会钝化变革的动力。此点，也可从“占领华尔街”不了了之中一窥究竟。
对具有实绩制（Meritocracy）信仰的美国人言，他们也较不会仇富，且相信有能者出头不但公平，也会为社会创造财富。更深层地看，一般人其实较会拿自己与同事或亲友比较，而不会与疏远的富人比较，这种比近不比远的心理，也可钝化阶级矛盾，使力图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感到沮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Cowen认为，在信仰实绩制的国家，只要富人的数目也增加，如与人口的10-15%，那么他们就会因为有钱有权与较有影响力，而使公共政策与公共舆论偏向他们。这就涉及了游说与操控媒体的事宜。各国不敢大增富人税与公司税便是一例。有钱有权，外加供养一些智库（Think Tank）为其说话，再控制媒体，便可高枕无忧。这就是现实。据此，至少在美国，贫富两极化，不会引发根本性的变革。穷忙族（Working Poor）只好认命了。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