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很有趣的生灵，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冲动的、习惯的或执著于一些微小差异的一面，如有人便用执著于微小差异的自恋来形容认同的性质。也因此，使得社会学科的不少经由实证得出的理论，变得难以持久有效或部份失效。如1960年代流行的世俗化理论或同化论。
1960年代时，学界流行世俗化（Secularization）论，认为当某一社会进入工业化与都市化阶段后，宗教对人的作用便会淡化。就西北欧国家言，这个理论颇具说服力，可在其他地区，却未必如此，不仅伊斯兰世界有较前更为宗教化的趋势，一些基督教国家，如菲律宾，宗教的作用依然颇具影响力。发达国美国，也有一股颇强劲的右翼宗教势力，这个势力甚至影响到前总统小布什的对外政策，如发动战争。
至于1960年代前，流行于发达国的同化论，也一样日益愈受到挑战。如在1960年代时，美国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族性复兴（Ethnic Revival）的现象。这个张扬族性的发展势头，在1990年代更为普遍，以致学人如亨丁顿还在2004年，特别写了本《我们是谁》的专书，指责一贯以来，建立在新教（Protestant）与谚语基础上的国民认同，已受到重大威胁，必须抑制多元文化主义，护卫美国的传统认同。
加速民主化进程
同理，政治学界也流行一种市场经济迟早会带来民主化的理论。其理据是，市场经济所标榜的经济自由，会带来经济繁荣，而在繁荣的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级，会成为一股推动民主化的动力。有者还设定一些指标，如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便会加速民主化进程。这种经济自由化终将带来政治民主化的理论，也是欧美国家在1980年代主张用挂钩（交往）策略（Engagement）应对中国的理据；只是，在六四事件后，则从挂钩转向既挂钩也围堵的“围住”论（Congagement）（Containment of Engagement）；其中多认为，尚须多些时间，才能引发中国内部的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
与此同时，1980年代后的中国，则采取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低姿态，坚持不搞对抗，避开与美国冲突，专注于发展才是硬道理，提高综合实力的对策。在认清和平与发展及多元多极格局迟早会出现的战略下，中国终于成功把几亿人脱离贫困，也快速地积累了各方面的综合实力。近几年来，也积累了足够的自信，敢于伸张自己的大国地位。这使得一些美国的战略家，后悔让中国有机会快速崛起。毕竟，崛起中的新兴强权会威胁到既有霸权的独霸地位。就此点言，邓小平确是很有远见。这是伊斯兰世界应向中国学习的地方。自有综合实力才是硬道理。
现阶段的中国，就像1960-80年代的日本一样，可说是个经济型社会，也就是专注于培养经济实力的经济建设至上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国人过度投入政治的政治社会。只要领导层不太腐败，能在集体轮任的基础上，再专注于提高综合实力，赶超美国的可能性就越快。若像美国、台湾一样，专注于政党恶斗，难免会冲击到综合实力的积累。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欧美日急于要在中国搞民主化，目的便在于使中国不能专注于经济建设，进而不必那么担心中国的快速崛起。
理论上，也有人认为，自由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持久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加速中国的自由民主化，自有助于世界和平；只是，实情恐非尽然如此。当一个威权政权转向自由民主的过程中，也可能更易使领土纠纷，武备竞赛，国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激情失控。毕竟，竞争性政党可能诉诸民粹或民族主义来争取支持。现阶段的集体领导与集体有限任期轮任的制度安排，更有可能使务实的领导层，更能理性自制。
同理，为了巩固政权，务实的领导层也较有可能用政绩来正当化其存在理据，如搞好经济与社会建设，注重创造体面就业，高效廉洁的政府，协调劳资关系（如提高最低薪资，引入公积金制度）。就中共言，对于异议者或示威，似乎也不像六四那么动用暴力，而是更巧妙的各个击破，选择性镇压，或孤立化个别异议人士等。
削减民主自由号召力
这就使得中共变成颇似新加坡的韧性威权或威权型资本主义国家。根据美国皮优调查中心（PewResearch Center），在2013年，有85%的中国人对其政府满意。而美国反而只有约30%！同理，印度人在2014年选出兴都民族主义者莫迪（Modi）的主因之一，也是希望能出现有个强势政府，以便赶上中国。外加上2008-09年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债务危机，多少也削减了自由民主的号召力。
据此而论，要待经济自由化带来政治自由民主化，恐怕还得观察好一段时间。进而言之，认为中产阶级必定是民主化的主力的说法也未必全对。因为，他们也可能是现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与受益者，他们也可能担心快速民主化带来的动荡，或利益重分配。
人性是复杂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更何况人也可能受到中国梦强国梦，这类宏愿或口号的感召，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经济性社会积累综合实力的速度是颇惊人的。当然，前提是，政府必须是廉洁高效，如新加坡。
时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