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以《历史总结与最后的人》（1992）谱写了1991苏联解体后的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战无不胜的历史进程胜利的凯歌。二战后民族国家建立的制度选择：自由民主制或集权社会主义制的选项，也在“最后的几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引进市场经济法则持续改革开放后，全球政治一片欣欣向荣的全球化凯歌，挺进了22世纪。
福山之书可堪比时代精神（Zeitgeist）。然而盛开的花朵，肥美的果实，伴随著咀坏的开始，用东方式的智者之言则是“物极则必反”。延续到22世纪的中东伊斯兰国度的持续动荡，发展中国家如泰国的民主适应不良症，以及老牌资本主义的美国、日本、欧洲的经济实力急速消退，仿佛一经诊断就是癌症末期，一蹶不振，只能修修补补的苟延残喘；福山2011年出版了两部曲之一的大作——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文版在2012年10月1日出版）企图就是为当代的政治衰败，国家失灵，民主适应不良寻求它的根源，溯本正源，以此达到治本的经世致用的士大夫忧患意识溢于言表。随著2014年第二卷的出版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工业革命到全球化民主》据闻中文版2015年秋天出版），福山上下求索的研究告一段落。
福山在第一卷的政治理论考察，取自于“惊艳丹麦”，何以这个北欧小国拥有良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丹麦的民主稳健，经济繁荣，包容性的政治体制以及不可思议的低腐败贪污是如何达到的？而什么样的历史进程可以达到丹麦的高度？由此福山考察了政体/国家（State），法制（Rule of Law）问责（Accountable Governance）的源起，历史的发展以及不同文明区国家的比较。第一卷本以法国大革命作为时代的分界。福山把这一卷献给了他的老师亨廷顿。但是不同于“文明冲突论”所假设的文明彼此之间相异发展而必然引致矛盾的解释范式；福山的文明分析计较论，更侧重于东西方回异的政治制度发展历程，彼此发见的系统式比较分析。
换言之，如果读者要在此书寻找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特殊论或惊艳东方的理论观点，恐怕要失望。或者我们用概念史的发展并且区分东西方的历史经验的视角来读这本书，可能比较贴切。因此论者指出这是“六经注我”的学究态度。
福山以为妨碍政治制度中绩效制，遵守法制以及非裙带关系政府职能的就是根深蒂固的人治，唯亲是用的家族制或世袭制（Patrimonial）。而这个人治的源起于物种生物学以及人类最初期的社会互动模式。人的自私以及衍生至个别部落的相互依存的互利行为，虽然历经了从个人到群体的数量变化。但是这个从个人利益过渡到公共利益的考量，遇到的障碍即是群体利益。群体在福山的思考仅是个人到亲属的乃至于利益共同体的延伸，他们的凝聚点依旧是血缘的地缘的或业缘的人类学常说的“亲亲/裙带关系”（Nepotism）。
换言之，这个以人治为出发点的关系同盟，虽然可以形成庞大的群体，但是追根究底他们考量的还是Personal Interest，个人利益。而现代政治制度的其中一个关键词就是Impersonal，中文译本翻译为“非人格化”，可能无法彰显公利以及私利的分野。
对于这个唯亲利益的考量，福山花了极大的篇幅来论证欧洲以及东方国度的制度发展无可避免的首先呼应了这个历程。
然而家族制或世袭制的发生产生了帝国皇朝以及制度化的寻租（Rent Seek）阶层。它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劳动力分工的不足，经济效益不彰，社会阶层流动受阻重组、代谢缓慢以及人事的变换更替往往是诉诸暴力。因此如何克服或如何从Personal过渡到Impersonal也就标志著国家政体如何从传统迈向现代。
福山对于国别政体的历史发展分析，展现了一个很特殊的观点，即国家不是单纯取代或取消家族制，而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延伸发展。国家这个制度的发展是一方面强行驱使群体利益或者寻租集团改变效忠的对象，从个别的头目的效忠到政体的效忠；另一方面借由非私利（Impersonal）的法制的建立以及行政体系的建构，使得公利得以体制化，而最终形成了问责的政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