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80年代冷战两极的对立，资本主义的对抗以及共产主义的对抗，是解释国际局势的宏观叙事。踏入90年代，随著苏联解体，区域的民族主义以及宗教激进主义的叫嚣，对于国际关系的演变添加了新的变数。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为21世纪提供新的宏观叙事结构，国际关系的新典范。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间接证明了亨廷顿在这本著作的基本论断：国际关系的巨变是文明冲突的结果。而他在书中特别点名的三大文明之一的伊斯兰文明，并对此文明所标签的负面评价：激进主义；恐怖主义；暴动动荡虽然在当年引起论者批评，并斥之对伊斯兰文明无知，以刻板印象、污名化以及想当然尔的姿态来处理中东议题等；但是随著大家眼睁睁看著当天世贸中心两座大楼冒黑烟到崩塌。《文明冲突论》当年成了一部预言之书。而CNN镜头特写下亨廷顿的茫然表情，笔者一直无法忘却：怎么书生的臆测成了世纪初的恐怖预言。
解释国际安全防务议题
这本书的前身是一篇他在1993年发表于《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的文章：〈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从1993年抱著问题意识以及揣测态度的“文明是否冲突？”到1996年出版的专著，原来的问号不出现在书的标题上，也标示著亨廷顿从扣问到论断的态度转变。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比较分析论，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研究是常见的研究课题以及研究方法。人文学者常以历史的演变，社会条件的变化或是概念史的考究来分析比较文明的差异。作为一名政治学者，并且专业是美国外交的国际问题专家，亨廷顿使用这个方法的目的是要解释国际安全防务议题。
亨廷顿对于90年以降国际关系解释的起点是“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族群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从这个论断开始，他把世界版图分成9大文明，并且指认出三个主要文明：西方；中华；伊斯兰。对于这些文明的分析，亨廷顿以宗教作为各文明的根本区分。他认为宗教是驱使文明发展以及群众动员的因素。
从过往的欧洲殖民史、近代的两次大战以及冷战后的历史教训，亨廷顿以为西方文明的扩张以及普世价值的持续推广将是不明智，甚至是导致冲突的发生。亨廷顿贯穿全书有关文明冲突的思考，其实就是“避免冲突”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大利益所在。亨廷顿作为保守主义的大将，认为保护美国利益就在于避免卷入无谓的冲突以及战争。而这个冲突-应对的战略的思考观点就取自于他认为会影响美国利益的两个主要文明区的判断：中华文明以及伊斯兰文明。
亨廷顿在90年代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以及亚洲将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新霸权，无疑是充满担忧的。这个担忧源于他以为中国的霸权崛起，是以敌视美国作为对抗的结果，而中国经济发展顺遂而成的区域政治的中心，是一个区域安全防务的议题。“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
对于中东的以及其中所代表的伊斯兰文明，亨廷顿基本上是充满敌意，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穆斯林国家人口的增长，尤其是15至20岁年龄段人口的膨胀，为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暴动和移民提供了生力军。”而亨廷顿提出处理这两个文明与美国的冲突，就是采取“克制原则”，即不要主动干预，更不需要积极推广西方民主制度，并视之为西方文明征战的最后两块大陆。尤其处理中东议题的继续积极干预，将可能促使伊斯兰-中华两大文明的结合，形成了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坏局面。
许多学者在评价亨廷顿的文明分析比较论，指出他的片面化，标签化的处理两大文明，而忽略了个中的差异以及复杂，即区域政治的划分不是那么铁板一块。但是我们毋宁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思考，他们所服从的理论思考高度还是现实主义的观点。现实主义的关键词就是实用。他们根据眼前国际事件的演变，做沙盘演练，并以国家利益作为最后的审核判准。这种思考模式的时间轴是短视的，但是它的理论思考的假设是长远的。正是这个时间轴两者的内在不协调以及取舍，左右了学者的分析判断。但是发生在现实政治以及国际事件的演变，永远还是单纯的零和规则，权力金钱的考量。
美利坚是否可以获利以及美利坚是否可以维持世界霸权的理论结果，已经预先的假设在作者的书写分析判断中。所以追究作者刻板印象（stereotype）或妖魔化的处理"敌对"文明的崛起是无益的，更明确的解读应该是建立在他的文明冲突的假设下，美国的焦虑是什么。虽然这个焦虑可能是误读他国的结果或错判形势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