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作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首位国家总理，尽管深为当时的民众所爱戴，但后人却基于自身的立场，对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给予了不同的评价。批评者称其以“妾妇之道事君”，对当时最高领导人的决定，无论正确与否，只知顺从，不知反抗。且对刘少奇（时任国家主席）等人的被迫害致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为周恩来辩护者指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这样做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起到了“减少损失的作用”。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则对上述争议作出回应。作者曾参与大陆《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的写作，故而得以阅读并利用中央档案馆内未能公诸于世的资料，人们有理由期待他的观点更为客观，但是事实上他并未能够做到。他的基本观点是：“文革”期间，周恩来出于“保持晚节”的心态，“充当了文革执行者的角色，帮衬迎合，做了不少亏心之事”。
笔者偶然在网上看到大陆负责主编《周恩来传》的金冲及回忆自己与高文谦的一次谈心，感触颇深。高文谦“谈起文革前，父亲受到迫害，他也被波及，连去买菜都受到卖菜人的歧视，不愿卖给他”，金冲及则说：“我送你一句话。《傅雷家书》里说，一个童年遭受不幸的人，往往是多疑的和脆弱的。你平时对有些问题太多心，什么事情都容易从坏处去想。”
高文谦对此亦表示认同，他称自己“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总是睁大了双眼，看著周围。所以对许多事都充满了猜疑”。
艰难的抉择
确实，作者的童年有著一段不幸的经历。其父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遭受批判，被发配边疆、充军西藏。一家5个孩子，只能靠母亲一人的工资艰难度日。这样的背景以及成长经历，使他在评价周恩来等人物时难免带有一些偏见，缺乏“了解之同情”。平时想问题“容易从坏处去想”，解读资料往往会从负面著眼。比如对于贺龙被迫害致死一案，作者强调周恩来难辞其咎。然而周本人对此却极为愧疚，出于补过的心态，他促成贺龙的平反，在去世前半年身体极为虚弱的情况下，仍然抱病出席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并“极为动情”，先是失声痛哭，向贺龙遗孀薛明表示“我没保住贺龙，我对不起你呀”，而后在仪式上又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此情此景，令人感动。由此可见周恩来内心之痛苦与歉疚之深。不过，面对周恩来发自内心的真诚忏悔，高文谦却评价道：“大概只有这样，才能使周氏心里多少好受一点，尽管这已是马后炮了。”如此说话，尤其是“马后炮”一语，甚是刻薄。其实，客观地说，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很多时候是违心的，也是极为痛苦的，是一位力图掌控全局保障国家平稳运行的管理者的艰难抉择。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客观求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实际上不可能有绝对的客观，研究者对于资料的解读，难免会受到自身立场的影响。对于某一人物或事件，学者面对相同的资料，可以由正面来看，也可以由负面来看。比如对于周恩来，人们可以批评他在“文革”期间助纣为虐，而未能奋起反抗；也可以认为他这样是不得已而为之，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人，降低了“文革”的损失。作何解读，完全取决于研究者的包容胸怀和独到视角。古人云：工夫在诗外。作诗是如此，做学问更是如此。一个人的心胸、格局、看问题的态度，会反映在他的学术论著中，高文谦即是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