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殖民地政府于1786年取槟城的统治权并于1824年将槟城、马六甲、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到了1910年，半岛及新加坡全部落英殖民地政府手中。英文是官方语文，英政府在英伦选拔高官来任高职。为了推动行政工作，在各主要的州属创办英文中小学，培训中下级官员，协助行政工作。
英殖民政府为了要大规模开发半岛的天然资源，打开大门，让贫困的华人进入本邦之后，勤奋工作的劳动人民，使落后的经济社会逐渐繁荣。
英殖民地政府重视的是英文教育，对于华人设立华文学校，采取放任态度，任由其自生自灭。但是到了1926年当华文教育欣欣向荣，形成一个教育系统之后，英殖地政府便提出“教育注册法令”意在控制华校。
受到华人社会的大力反对，导致一批反对注册的领袖被驱逐出境。因为华文教育的发展并不符合英殖民政府的愿望。学校注册法令意味著华文教育在本邦的发展第一次受到冲击。华文教育是华社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产物，并不像英校那样，是由当政者所规划的，受到政府的扶持。
华印两文被排挤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本邦。星马地区的学校几乎全面停顿，华校也不例外。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英殖民地政府卷土重来。看到民族主义的兴起，马来半岛走上自治独立是必然的趋势。英殖民政府认为本邦若要独立，有必要提出一套团结各个的语文政策，成立了一个以牛津大学的巴恩为首的委员会，于1951年提出一份报告书，即巴恩报告书。依据这一份报告书的主张，国家教育的教育政策须通过英文与马来文培养一个共同的国家意识，华文与印度文被完全排在制度之外。华社对此一主张非常震惊，因为其目标在于消灭华校。
英殖民政府有鉴于华社的反对，过后又聘了对中国教育有心得的（W.P.Fenn）芬尼博士和出身钟灵中学的吴德耀博士两人，提出调查报告书。这一份报告书主张政府应该协助发展华校。但是华校的课本内容应该本土化，使华校成为教育制度的一环。1952年立法议会通过教育法令，仍然是于强调英语与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华社群起反对。1954年政府指定一个特别委员会提出报告，内中建议华校加强英语教学，受到华社和马来社会的反对。
到了1954年英殖民地政府著手举办各个层次的选举，让人民通过选举，走上和平移交政权之路。1955年由巫统、马华、印人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在大选赢得52席中的51个席位。过后，设立一个以时任教育部长的拉萨为首的委员会，即“1956年的教育委员会报告书”也叫拉萨报告书。此报告书主张以马来文为国语，同时须维护其他各族群的语言与文化的发展。把以马来语教学的中小学称为国民中小学，以英文、华文、印文学校则称为国民型学校。两种不同型式的学校，皆可获得政府的津贴。两种学校都须拥有共同的课程内容，华小至此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不过，政府的政策最终仍然要国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因此华社要维护华文教育，还是会面对种种难题。当年的教总主席林连玉对于华文教育不能得到保障与公平的对待，一再争取，一再抗议，最后导致公民权吊销。1970年开始，政府在国民型英校逐年停止以英语教学，经过了六年之后，巫语取代了英语，国民型英校从此消失。华人对于华文国民型学校可能面对同样的命运十分担心，董教总同人更是忧心忡忡，并做了不少捍卫华文教育的努力。
滥竽充数引争议
到了1988年政府调动两百多名不谙华文的教师到华校执教，引起华社的巨大反响。华团与华基政党的代表在吉隆坡天后宫集会，抗议政府这一项行动。引发了大逮捕行动，那就是茅草行动。当时马华教育局主席是时任部长黄俊杰，我是教育局的副主席，那时候的副教育部长是云时进律师。华社对调派不谙华文的教师到华校坚决反对，马华是执政阵营的成员，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华社的意愿，我们都认为我们虽然在朝中，但在这一个课题上，应该与华社站在同一条线上。在那一段日子我们面对了许多压力与煎熬，我与云时进出席了当天举行的抗议大会。当时的马华署理会长李金狮在台上发言，我和云时进副教育部长坐在台下，心里非常沉重。
华文教育与华校一路走来，路子崎岖不平。今后的华文教育何去何从，还要看本邦的政治发展和华社的意愿，以及中文在国际社会的功用。回顾过去，英殖民地政府时期，英人曾经有意推广英文教育，使英校成为各民族受教育的机构。独立之后，当政者有人要以国语成为所有学校的教学媒介语。只要当政者仍然拥有这种思想，华校与华文教育的前方仍然会有风和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