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经济大萧条时，惊天动地的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了。日军侵华后五年，续挥军进攻南洋。因此，具有天地会知识的便乘机以家喻户晓的洪门名目自立门户。它们披的是洪衣，但表述却不同。爱国帮会有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华记”、“洪民会”（有曰“洪门会”），其他的则有专以勒索保护费的私会党。据说（W.Blythe）洪民会和华记乃是国民党在1908/1912年成立之外围组织，沉寂一段时间后，又在日侵马来亚时恢复爱国活动。
百废正待兴，旋又逢1942年日军入侵，本地社会与经济便又再度陷入大混乱之中。兵荒马乱与民不聊生的社会情况，既是经济犯罪的温床，也是报国的契机。当时最威摄人心的会党是“洪民会”，其创会人及要员为旧日天地会成员陈得辉、杨亚峇、蔡应春、梁水冬。在十八丁的类洪门帮会曾多次发挥保护同胞的功能，该会曾歼灭大批入侵该区的日军。其活动范围涵盖了槟城至马六甲海峡沿途的居民和渔民。在1946年时，据说仅在槟城及威省，它的会员人数便达至十万人，大部分都听命于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学者邱格屏称此为“爱国抗日共同体”。
这个“爱国”的概念，在多元种族或移民社会中，当亦可涵盖族群亲和感。如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星、槟）和20世纪50-60年代（星、隆）的种族大暴动，便曾激发了平日相互倾扎的会党的联合抗衡行动，也是一种盗亦有道的表述方式。连同反清革命党于1900-1929年在南洋所建立的各类帮会，如中和会、同盟会，该些组织可被视为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
日军于1945年撤离后，留下了大批军火。太平有位王姓的商贾把它买了下来，后又转售给洪门帮会。马来亚共产党所组成的抗日军获悉此宗交易，便献议收编该区的帮会，却不成功。
其实，日本投降后英殖民政府班师回朝，却说服了帮会与政府合作，以铲除于抗日后掉枪反殖民的马共。岂料政府控制了马共后，反而回头来大事逮捕帮会成员。李永球在霹雳州太平的访谈资料，证实了这一点。受访的是如李瑞容、林龙通和林亚吉等；他们是旧日曾在十八丁游弋于马共及洪门帮会之间的要员。
战后的华人会党组织，有不少是在日本投降后延续下来的。如在1950-60年初，活跃于怡保万里望、猛吉头、华林市一带的“华记”（又称四个窿），很可能就是当年活跃于太平的拟制洪门帮会。至于在霹雳各市镇新村活动的小八洪（小英雄、八仙、洪合三会党所组成）、零八（08）等，其政治背景则有待查考；访谈资料仅披露出它们和华记不共戴天。当时，这些会党的地盘也遍及市外所有的“华人新村”，如文冬、红泥山、九洞、兵如港、暗帮、昆仑喇叭等。小八洪的老楂“神经堂”和零八的“癫仔”，曾令江湖人士丧胆。
五花八门的名堂
战后因物资缺乏，治安败坏，违禁品泛滥，新成立的会社多是一种扰民、牟利、勒索的私会党。它们并不采用洪门仪式，但却选择性的应用基本的职位如大哥、老楂、打色（骰）等。会党所采用的名堂也五花八门，如四方八面党、108、、303、老永兴、同盟阁、铁和堂等等。其中老永兴的腰凭还印上两面中国国民党的旗帜、会员姓名以及新加坡住址。
它们的主要活动已不是旧日的方言群群工会形式，又无政治意图；而是划分地盘，专向活动于其地盘内的富人、小贩、学生，索取保护费。虚拟洪门的“108”党所索的保护费，依客户地位而分成两种：18元和108元。其他党派的则自定。根据一张铁和堂的保护费收据，志明该月捐是20元。这数额不菲，当时一般高中毕业生的月薪是100元左右。
在1950年代私会党最盛行时，党员经常到中、小学校园鸠收保护费。访谈资料也披露，有党籍的学生，连他们看不顺眼的老师都被威胁。另有新加坡受访者曰，他在课室里的座位介于“08”和“24”党员之间，每天上课时都战战兢兢；老师也帮不上忙。党徒也常在娱乐场所流荡，白吃白喝。那些常受顾客骚扰、且又无法获得警方全日保护的行业如酒吧、赌馆、烟馆、夜总会、按摩院、以及青楼业等，都是鸠收保护费的对像。不少党员还纹身以示帮派身份。有些会党还送出印上该党铭记的贺年卡。收到贺卡的，便得破财消灾，是变相的勒索。
较后，黑帮多转向厚利的地下市场，如走私和贩卖违禁品；这是老生常谈。马、星于1965年分家后，两地的会党却还连体。其实，在那个时候，在新加坡干案后被追捕的党员，多逃到地域广迂的马来西亚去。地下社会在这时代的一个特色就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会党。那已是有组织犯罪的课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