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一月是中国大陆艺术类院校高考考生的术科考试和普通高等院校招收艺术特长生考试的时间。每年这个时候的中国媒体都会聚焦于这些如火如荼竞争激烈的考试,那些意气风发的才华横溢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焦虑的家长们。我每年都会留意这些新闻,为他们被录取时欢欣感到高兴,也为他们因落榜的流泪感到同情。因为所有这些都会让我想到十三年前的自己和母亲,也是这样满怀著期待来到那个叫做清华大学的理想的地方。

和很多中国的孩子一样,那个时候的我对于北京的大学有著宗教式的崇拜。我的高中当年时第一年成立,因此它在我的城市里属于排名最差的一类,我自然也无法像师资雄厚的精英重点学校的孩子那样,雄心勃勃地公开表达自己投考国内顶级大学的愿望。对于我来说,能够到北京上大学,这是一种美好的奢望。

有一日母亲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清华大学正在开展艺术特长生冬令营,这项活动旨在考查认证高中毕业班学生的艺术特长。获得认证书的同学,高考便有希望获得额外的加分入读其所报考的院校。于是我父母也替我报名了。

《荷塘月色》

冬天的清华园,灰色的天空下到处都是白皑皑的积雪,在草地上,在运动场上,在校道上,墨绿的雪松们静立在灰色的楼群间。偶有一只硕大的喜鹊静静地飞过,它黑色的羽毛闪著蓝幽幽的光。凛冽的空气里让人胸腔微微发疼,却也能让人振奋。寒假期间留下来当志愿者的清华大学艺术团成员们负责接待参加冬令营的各地考生及家长。当我们经过一片结了冰的有一座单拱桥的小池塘时,那个接待我们的长相朴实的拉二胡的男生说,这个就是中学课本里朱自清《荷塘月色》里面提到的那个荷塘了。

中国学钢琴的孩子本来就多。在之前的一年,李云迪在国际肖邦钢琴比赛上的夺冠更激励了广大琴童及其家长的热情。因此参加钢琴特长认证的学生也是最多的。通利(Tom Lee)琴行更是不遗余力地借此机会在蒙民伟楼大堂展销他们的钢琴。那架展销的黑色波士顿(Boston)牌小型三角琴上有一个清华男生在慷慨激昂地弹著李斯特的“Mazzepa”(Transcendental Etude No. 4 in D minor),琴声咚咚光光地回响在大堂的每一个角落。“Mazzepa”是那样一首英勇粗犷的高难度练习曲,弹=琴的男生却十分儒雅:白皙斯文的脸,纤长的手指,脸上架著精致的金丝眼镜。他的名字也如本人那么儒雅,他胸牌上写著:清华大学艺术团键盘组:兰梦瑜。我无限崇拜地看著他弹琴,我那个时候真的想:如果我能够像他那样考上清华,而且能像这样在清华展示自己的才艺,那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北京孩子更自信

在公示的考生名单里除了钢琴组的我就是戏曲组的一位女考生是广东人了,可见这个考试当时在广东并不为多数人所知。各地赶来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一样的骄傲,努力和焦虑。北京的孩子自然显露出外地孩子所没有的更胜一筹的自信和放松,他们大都是自己来考场的,大声地说著响亮的带卷舌音的北京话,大方有礼貌地自我介绍,提及他们所认识的各大音乐学院或者交响乐团的著名教授指挥艺术总监古典音乐人的名字,提起他们历年在国内外参加的各种国际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轻松自在地甩著乐器的盒子和长围巾在这些千里迢迢赶来的风尘仆仆的家长孩子中间目不斜视地穿过。说实话,与之相比,我们这些外地的学生真的显得有些没见过世面。

蒙民伟楼的走廊里充斥著各种中西乐器的声音以及各种风格唱腔的嗓音,还有人在什么地方哒哒哒地打著竹板练习著天津快板书。走廊两侧一溜挂著墨迹或色彩未干的国画水彩画,还有素描作品。窗口的扶手也被当成了把杆,旁边站著练功的舞蹈特长生。光是呆在走廊里感受著这些由我的同龄人所产生的和谐又不和谐的声音以及色彩的杂糅,我就已经觉得十分新奇有趣了。

考生使用琴房是要登记的。蒙民伟楼的琴房总是很紧张,因为要用钢琴的人实在太多了。管琴房的是个年轻的河南女人,留著那年时兴的离子烫披肩直发,双颊红扑扑的。母亲私下里塞给她一百块钱,希望她能通融一下,让我多用几个钟头的钢琴。年轻女人把钱揣在兜里,也没有做登记,就让我们进去了。

不到一个小时,我在琴房门上的窗户看到一些家长不高兴的窥视,门外熙熙攘攘的,似乎有人在大声说:“这怎么用了那么久呢!”这个时候门突然开了,一群人站在门口,为首的是管琴房的女人。女人厉声说:“你们这都用了多久了!这别人还要不要用了?”母亲很镇定的说:“不是说了可以用两个钟头吗?”女人竟拉著我母亲的衣服领子把她拽出去:“我可管不了这些,这是上头的规定!”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母亲被人这么对待,当即吓得哭了出来。母亲很冷静地对那个女人说:“有什么话出去说吧。别当著孩子。”然后母亲就出去了,把门带上了。

这个时候只剩我一个人对著钢琴抽泣,对著那本厚厚的有著舒曼们和李斯特们的琴谱夹子。我怎么也没有心继续练习下去了。等我冷静下来以后,我觉得哭过以后的眼睛和鼻子都干燥得很,严冬室内的暖气暖得令人烦躁。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母亲说,继续练吧,没事了。

其实我直到今天也不知道当时是怎样“没事”的,也不再想和母亲提起。只记得那天走出蒙民伟楼见到管琴房的女人,母亲依然微笑地和她说:“琴房我们用完了,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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