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的青年都拥有自身不留白的时代印记，不管在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不管你是主角还是配角，你都潜泳在时代的潮流当中。雪隆十三校友会在1971年大水灾之际成立赈灾委员会，并建议请左派意识影星——香港银星艺术团协助义演，完全是秉持一直以来的正义胸襟，表现知识青年个人对国家社会主动关怀并参与的大角色。
这一场赈灾义演获得华人社会空前的支持，赈灾筹款惠及各民族，华文报章在演出前后追踪报导逾一个月。其盛大及高素质的表演引起广大关注，必然也因左倾背景引起国家安全的警戒，却也因其中积极健康的意识及友谊的诚恳而减低了与友族的陌生感。这场义演从提出、洽谈、申请到演出，整个过程涉及政治（敦拉萨政府的新政）、经济（树胶商团）和文化（雪隆十三间华校校友会）三方偶然的契合。
一、中国主动伸出友谊之手1971年对马来西亚来说是转变的关键年。从1970年末，一场大水灾似乎颇合时宜的冲刷1969年大选掀起的紊乱。全马八州陷入这场水劫。政府早在1月5日宣布全国进入天灾紧急状态，并在国会大厦成立行动中心处理灾情（类似513的行动控制中心）。全国停课，电供水供受影响，交通中断，报章无法及时送到各地。疏散灾民增至四万多，死亡人数至少有40人。
灾害冲击人心，良知先行。在善意的氛围当中，以红十字会为首的许多赈灾活动及时展开，其中跟马来西亚未有建交的中国，由红十字会出面，通过民间管道多次引荐，即派出代表团飞抵吉隆坡交上50万人民币赈灾物品。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通过民间管道主动向大马政府伸出友谊之手。
紧接下来，陆续有许多赈灾活动进行，其中应雪隆十三间华校校友会赈灾委员会的邀请，中国进一步应允香港一支有左派色彩，名为银星艺术团的队伍，以实际行动参与赈灾，更掀起了华社一阵涌动。
二、政治新气象促成银艺团赈灾义演中国的主动亲近以及当时敦拉萨政府准备施行新外交政策并支持中国进联合国，这两件新鲜的大事，带给60年代末，尤其是513过后生活形态低靡的华人社群一点新的希望。
新政府会有这样政策，其实不是偶然的。马来西亚树胶界商人早在50年代末就组了新马工商考察团（成员包括李引桐、高德根、叶平玉、李延年、颜德尧等人）访华，考察团在北京受到总理周恩来、廖承志、张奚若等人的接待，私自进行著民间外交。这样的团体在70年代的关键时期很自然的会被牵引为马来西亚政府及中国官方的中介，使马中两国虽没有建交却并不至于疏远。
尊孔校友会主席杜志昌医生当年会大胆建议请左派艺术团前来赈灾义演，因为他与校友丹斯里颜德尧上议员相熟，知道树胶交易所商人与中国当局有来往，事情是有机会办成的。同时他也明白当时马来西亚政府仍处在与马共对抗的年代，严峻提防中国向东南亚输出共产意识而破坏国家安全。他在2004年受《东方日报》访问时也说：“当时正值政府与马共对抗，邀请左派明星来马表演，根本是妙想天开或不可能的任务。”因此他第一次向外宣布义演赈灾，提的是邵氏或国泰旗下影星，但他理想的演出团队绝对是香港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左派属性的影星。杜医生相信，首相敦拉萨对中国开始有不同的政治态度，他认为首相具有“长远的眼光”，知道改变与中国的关系对内对外都会给他带来政治声望，在经济上也会带来巨大利益。
另一方面，如谢诗坚先生在〈银星艺术团掀起巨浪〉一文指出，马华公会欲重振1969年的政治声誉而推动华人大团结运动，当时马华总会长陈修信意识到支持左派政党的华社知识分子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于是同意校友会以及丹斯里颜德尧和树胶界闻人牵线，邀请香港左翼的“长城”，“凤凰”及“新联”三家电影公司的演员组成“银星艺术团”义演赈灾。丹斯里颜德尧于是成为校友会赈灾委员会顾问，率领校友会主席之一南大校友会傅孙中先生、尊孔校友会赵燊儒律师以及李凤德先生赴港，与颜先生同样从事橡胶业交易，一同到过中国的李延年、李成枫更嘱咐他联络被中方誉为“橡胶之父”的大马树胶商李引桐先生，请他引荐。最终杜志昌先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长凤新几十位电影明星，包括傅奇、石慧，张铮，王葆真、江汉等将为义演坐镇，他形容当时是“全场哗然！以为我疯了，一时不相信我的消息。”
果然，艺术团过后，政府对华的政策也随著中国外交的改变而走向新的旅程。灾难几乎是一种天意，加促了建立和推动，带给国家一个新的契机。
三、马中关系前奏：十三间华校校友会赈灾委员会与银星赈灾义演1）雪隆十三校友会赈灾委员会的成立70年代的政治变更适逢空前大水灾，1971年1月雪隆十三间华校校友会即时组成赈灾委员会，发动赈灾活动。十三间华校校友会计有：尊孔学校校友会，循人学校校友会，南益学校校友会，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吧生光华校友会，暨南大学校友会，公教中学校友会，雪森彭钟灵中学校友会，雪州韩江校友会，沙丁（沙登）新村学校校友会，吧生兴华中学校友会，语文学院华文组同学会以及芙中雪州校友会。这当中许多是名噪一时的学生运动及华教团体领袖（杜志昌医生曾任董总主席，尊孔校友会主席；赵燊儒律师是董总法律顾问，参加过星大社会主义俱乐部，1957年也参与学运；许博义先生曾为社阵副总秘书；南大校友会会长傅孙中先生活跃于华教和社团活动等等）。从赈灾委会的书面声明，可看到校友会明晰的立场：“我们，雪州华校校友会，对于本邦今年发生空前大水灾给人民带来严重性命财产的损失，表示至深关注，除已发动千人到附近灾区协助清除污秽外，并成立义演委员会，敦请“香港银星艺术团”莅马义演筹募赈灾基金。经过月余的筹划，一切已准备就绪，特在此郑重宣布：这项由雪州华校校友会主办的大规模演出，将于本月24日至38日一连五晚假国家室内体育馆隆重举行。我们曾为这次义演订下两大目标：筹款赈济灾黎以及提倡健康文娱活动。
2）左翼艺术团“银星”通过内政部共产国际管制的审核校友会于1971年3月13日宣布“银星艺术团”一行68人将分别在3月20日及22日抵达首都吉隆坡，并将在24日起一连五日在国家室内体育馆义演。按杜志昌医生〈银星本世纪最轰动的民办艺术演出〉一文，他很担心政府当局反共的立场极可能导致演出的项目不被批准。换言之，一直到演员们抵达就绪、彩排，义演票务已进行，其实校友会仍然没有十分的把握是否可以经过内政部的审核，仅有的“允诺”不过是首相敦拉萨的默许。筹委会其实已经按照规例向内政部申请演出准证，但碍于申请时没有演出歌词及内容，因此必须在彩排当日听命于内政部。
票已经印了，国家体育馆深夜睡满了人潮等待翌日抢票，若彩排内容内政部不通过，数万名等著看演出的群众会否鼓噪暴动，使中马的关系产生阴影？在没有明文授命之下，若发生事故筹委会以及杜志昌医生必须负起全部的责任。2004年杜医生受《东方日报》访问，说他有一兄长杜志超在内政部担任心理作战部主任，他谕令弟弟最好停止银星艺术团这项义演，不然会“不看兄弟的情面”、“大义灭亲”，援引内按法令扣留他。可见杜医生和筹委会都处在相当冒险的情势当中。
按照报章于当年3月13日的报道，外界所得信息则是“演出节目和本国局势关系，一度陷入僵持局面，其后在最高当局磋商后，今日经已发出绿灯指示，义演可依期举行”，殊不知筹委会其实未得十分把握。因此有报道谓门票将在3月22日预售，但实际上筹委会（或为了避免有意外事故），于3月21日公布义演节目内容后，迟至24日义演当天才正式发售。另一边厢，银星艺术团抵达之后谢绝了财政部长敦陈修信的欢迎会，敦陈可是敲定准证的关键人物之一，这更使审核增添了一层忧虑。
（上，余文续明日名家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