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名人故居的保护近年来屡屡受到社会的关注。诸如2012年初，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作为当时文人、学者的重要聚会场所之一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被拆除，一时间在新闻媒体中引起热议。然而，保护的前提是要了解名人故居的基本状况，例如确定其具体位置、保存状况以及名人在此居住的具体年代等。时下，我们可以见到不少介绍北京名人故居的书籍。陈光中的《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下简称《风景》）一书，煌煌八册，当属其中规模最大者，亦是较有影响之一部。作者走访了京城中的大量名人故居，多数文章的介绍都以一处为限，并旁及相关史迹。每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以下两个部分：一是对于名人故居本身的介绍，包括其位置以及现状等；二是故居背后的“轶事”，主要是对名人生平事迹的介绍，这一部分构成文章的主体。介绍名人故居当有两种写法：其一类似于“文物志”，即全面而详细地记录某一区域内的名人故居之历史与现状，并附以照片及测绘图，侧重于关注故居本身。另一种写法则恰好与此相反，偏重于介绍居住于其中的名人以及与故居相关的历史事件。
《风景》一书，无疑当属后者。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写名人故居的话，应当不为成见所囿，不受固有思维模式之束缚，在广泛阅读原始资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名人或历史事件能够有自己的理解。从这一角度来说，陈光中的这部书算不上成功之作。
自然，该书的写作花费了作者大量心血，他为寻访名人故居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其中所表现出的执著精神，值得钦佩。更可况，《风景》一书的内容，不少是颇有价值的。比如书中所记载的一些名人故居，已经被拆除。这样，该书对于它们的介绍，以及作者为它们拍摄的图片，就具备了较高的史料价值，成为后人了解这些已消失的名人故居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
此外，作者对一些名人故居或与名人相关的史迹，经多方查证，确定其位置，并澄清有关史实。如《寻找詹天祐故居》一文指出，《北京地名典》等资料所记载的詹天祐故居之具体位置在东不压桥胡同28号院，但其实这里仅是其遗属的住处。真正意义上的詹天祐故居位于复兴门内大街48号院内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旧址。上述种种，均是《风景》一书值得肯定之处。
不过，在对于故居背后之“轶事”的叙述上，该书则未能尽如人意。因为，作者对于绝大多数故居的主人，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至于在叙述其生平事迹、学术思想或文艺创作之时，没有摆脱常识的窠臼，提不出自己对于历史的独到见解。在这方面，我认为做得比较好的是姜鸣的《天公不语对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下简称《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书中所收文章，大半是作者在寻访北京名胜古迹时所写下的游记，其中不少都与名人故居有关。他“笔下的‘胜迹’，大多是地以人名，‘胜迹’之‘胜’，在人事而非风物。使作者挥之不去的，是在北京扬名养名，曾经风华绝代的历史亡灵。”可见《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对于名人故居的叙述，与《风景》属同一类型，即重点在“人”而不在“故居”本身。是书初版名曰“被调整的目光”，之所以起这个题目，根据作者的解释：是因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有太多太多的题目，需要后人调整目光，重新省视”。可见，该书是要有意纠正过去一些对这段历史的偏见，而这些偏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当作常识来看待。在这一点上，《天公不语对枯棋》比《风景》一书更胜一筹。比如康有为“公车上书”一事，后者只采用最为通行的说法。但根据姜鸣的考证，此事是康有为为“抬高自己的身价”而编造出来的，当时他们只是在北京的松筠庵集会，并未前去上书。由此亦可见，康氏善于“做秀”和“造势”的性格。
要深入研究以提出自己的见解，首先应当缩小范围。比如专写某一时代或某一类型名人的故居。像姜鸣的书，即集中在清末民初。该书之所以能够取得深入，不为常识所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反观陈光中之书，它所涉及到的名人，有文天祥、于谦这样的历史人物，有鲁迅、茅盾、郭沫若这样的文学家，有身为画家的齐白石、徐悲鸿，还有京剧界的“四大名旦”，牵涉面如此之广，难怪不能深入。《孙子兵法》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如果我们在写书或是写文章的过程中过分追求全面，那么就很难在一点上取得深入。缩小范围之后，应当再去了解某一事件或人物，多数人对其是怎样认识的，进而全面而细致地阅读原始资料，并从中发现问题，以纠正一般的看法。
以上探讨的是名人故居的第二种写法，那么第一种呢？恕笔者孤陋寡闻，迄今为止尚未见到一部全面而详细介绍北京名人故居历史与现状的作品。我感到在北京的名人故居中，还存在著许多有待考证的问题。可大量的名人故居已经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消失，我们已经无法对其进行调查，遑论进一步的研究？不过亡羊补牢，其时未晚，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