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云樵的学术事业中，据守考究无疑是他学术研究极为重要的部分，如果把这部分抽离，那么他的学术成果可能会为之失色。他的考据就仿如大厅顶壁的主灯，倘若主灯消灭，虽有其他小灯照明，厅内仍然会黯然失色。文风鼎盛，同时亦是清学重镇的苏杭的大环境、家学师友的小环境，加上个人的特质禀好，在在都为他往后成学和路数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与乾嘉之异同，在于他掌握了乾嘉之具体治学方法，同时也延续清学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是在研究内容、文体书写和表达方面却因为政治和学术背景，以及居留处的不同，而显现了这种同中见异的情况。
许云樵以他渊博学问来治东南亚古史，并尝试建构古史面貌，无疑有了个很好开端，也解决一些问题，取得不俗成绩，他的劳绩不容抹煞。搞考据固然可解决无数具体而微的问题，但放诸通史的撰述，就会形成许著通史“由许多据守之文组成的所谓通核之书”的弊病。由于考据方法自身内在的问题，加上外缘政治社会的转变，使考据治东南亚史之途径，实在难以为继。
史学研究上，有史料和史观之争，其实就是义理和考据之辨。在东南亚史研究上许云樵和王赓武则因偏重好恶之不同，分别为其中一端的代表人物，如果说王赓武是手握“开山大斧”的学者，那么许云樵恰是手拈“绣花金针”的学者。
他对南洋研究传统树立和积极推动，环顾与之同时代学人，实是无人可出其右。他对南洋研究的推动和鼓励，可以如下九字来概括：勤著述、出期刊、办学会。著述方面，据许云樵编辑委员会的收集所得，不论是学术或通俗、长篇或短文，约有五百余篇。专书方面，亦有三十余种。文字总数当在六百万字左右。期刊杂志主持出版方面，他曾经搞过出版社，出版南洋研究相关的出版品，但他真正下功夫，颇著贡献的是各类期刊杂志丛书的编辑出版，如《南洋学报》、《南洋杂志》、《马来亚少年报》、《南洋珍本文献》、《南洋研究》、《亚非丛书》、《东南亚研究》等。学会研究机构的创设方面，计有战前创办的南洋学会，南洋大学的南洋研究室，以及往后孤身上路的东南亚研究所。而东南亚研究所也是他个人的藏书处，由于他嗜书如命，毕生皆在搜集和收藏有关南洋研究的著述和资料，并将之收藏于其居处自设的东南亚研究所，名之曰“万卷楼”，寓意藏书万卷。其所收藏的图书遍及各种语文，有中、日、英、法、暹、越、巫、印图书约三万卷，程光裕誉之为“民间独立学者收集南洋研究资料之钜子”。这批藏书在许云樵贫病交加晚年以15万元脱手出让于木材商人许木荣，后来辗转收存于新加坡宗乡会馆。
古史不再渺不可及
很明显地，他企图通过学术著述和学术活动两个大方面来促进南洋研究，在马新学界有此大魄力，亦如此大面积来推动学术研究的，看来除他以外，不作第二人想。此外，他也尝试以考据的实证方法来建构马来亚的古代史，尽量整理出古史的轮廓，使远古史不致渺不可及。最后他也透过鼓励和培育后进，使马新华文源流的南洋研究后继有人。如斯的成就和贡献，与他的勤勉治学和热爱民族国家的精神不无关系，两者互为表里。
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许云樵，马新的学术界不知要失却多少光彩和魅力。没有许云樵，整个20世纪的马新南洋研究也不知要留下几许遗憾和空白。如果将20世纪马新华文源流的史学发展进行分期，并将许云樵的史学研究活动放入这个脉络里来观察，则他的重要性和贡献就昭然若揭了。在南洋研究之滥觞期（1930－1941）他已开始东南亚史的研究和著述，除了完成《暹罗王郑昭传》的翻译，也撰成《北大年史》一书，同时也在《星洲日报》的副刊发表译著。更为重要的是南洋学会创立，他是创办人之一，同时积极推动会务，主编《南移学报》，并发表论著。在战后南洋研究之开创和高峰期（1945－1969），他除了复办《南洋学报》，并且在《南洋学报》上继续发表大量作品。他亦负责主编《马来亚少年》和《南洋杂志》两份刊物，尤其是《马来亚少年》陪伴了当时许多少儿们的成长，为他们提供了精神粮食，也推动时下年青人积极参与文史研究的工作，对文史风气的催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6年南洋大学创立，许云樵执教于历史系，创作旺盛，这时期也出版了好几部掷地有声的马新史学论著。虽然他任教时间不长，但作育英才，培育和影响了不少的东南亚史研究人才，而这批学生成为后来华人研究时期的中坚分子，也是马新华文源流马新史研究的主要学者。在华人研究前期青黄不接的转型时期（1970－1980），他继续努力不懈于他的南洋史学研究工作，并创刊出版了《东南亚研究》期刊。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里他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有所贡献，甚至在其身后仍然继续影响马新华文源流马新史学之发展。
1981年许云樵离世，或许可以视为时代结束。因由许云樵这一辈学人所建立起来的“南洋研究”传统至此中辍，出现了断层。1980年以来马新华人的南洋史学研究已窄化至华人研究和与之相关的专史研究。他生前的努力以及身后留下庞大的文字遗产，似乎在马新的学术界并没有泛起太大的涟漪，这或许是他的研究领域与当代的学术关怀有相当落差所致。他所提倡的南洋研究传统对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界，实已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他所进行的一些研究领域至今可说后无来者，知音杳绝，例如：暹罗史、中国南方言、东南亚古史地理考证等等。现今的学人已不做此顾，而将兴趣转至华人史研究上面。也或许与他所据以治学的实证考据方法和当代转重诠释梳理杆格不入所致。专务考史的风气在20世纪的下半期在学术界已逐渐退色，渐行渐远，不再是学界宠儿，以侧重诠释取向的史观学派渐居主流。但是无论如何在马新华文源流的学术研究领域内，他的贡献仍然是值得提出讨论，并且也应作更深更广挖掘。
（本文乃拙著《许云樵评传》（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14）之<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