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书展时认识同为中文所的朋友，问起彼此的研究方向，他听我研究词学，便说出：“词真的很不容易研究！”朋友间常说词学是一门“绝学”，意谓研究的人少，研究的方法很传统，陈尚君先生也说：“词学研究一直很单纯，自成系统，自有规范，它的成就和局限大约都在此。”词历来被视为“小道”，是“诗人余事”或“诗文余技”，然而到近代，可见有不少文人是终生治词，以词名世，尤其从晚清四大家以降，其弟子辈皆是如此。
治词者就如一般学者，对文史掌故、宗教、书法等诸学问皆不能忽视，尤其音律，读朱祖谋、夏承焘、杨铁夫等人笺注梦窗词的著作，更能感受这个中滋味。近日读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朱祖谋、况周颐常向缪荃孙借书，书的种类五花八门，除别集、词籍外，如《周易正义》、《山海经笺疏》、《南唐书注》，乃至于碑刻、金石志、笔记、戏曲、小说、方志等，或许是笺注、考证词作所需，然在旧时没有图书馆方便考察，能透过藏书家或书商得以这样阅读，已属难得。这也能启发熟稔资料库操作的新生代研究者，在数据操作之外，必得有更深刻的阅读，来累积厚度与经验。
研究推论的基础
而治词者与治经者其实是相似的，邱培超《自“文以载道”至“沉思瀚藻”：学术史视域下阮元学圈的文统观及其意义》曾写到，凌廷堪（1757-1809）自序《梅边吹笛谱》时提到同辈多以词为小道而薄之，唯有阮元（1764-1849）能与他讨论，而凌廷堪后来也“一意向学，不复多填词”。虽然如此，凌廷堪对词学发展的精到见解，仍是不容忽视。尤其《燕乐考原》一书，下开郑文焯《词源斠律》等对词乐的研究，更说明其由词创作而及乐律的研究，与其经学研究有一以贯之的学术观，不容轻易放过。
在现今的学术环境，整理文人的著作或资料，大概也被视为余事，不易发表，少受重视，甚至觉得传统，实则这不仅是研究推论的基础，更是必须经长期累积的工夫。近年大量整理出版晚清民初文人的别集、全集与年谱，其中质量最精者仍是沈曾植，有钱仲联先生的《沈曾植集笺注》与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二书相互辉映。大部分的别集在整理上仍多少有些瑕疵，比如只就刻本整理，没有补辑报刊上的作品，或是未将报刊上的作品与刻本互校。试举二例：徐成志、王思豪编校《陈诗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虽有辑佚，然仍有遗漏，《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有陈诗〈挽疆村翁（辛未冬至后七日卒）〉一首，未被收入；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依据的诗、词、文版本多半都是在1926年之前刊刻的本子，之后的词与文只能从报刊上辑录，据廖菊栋〈《石遗室诗续集》（卷三至卷八）文献考略〉一文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诗续稿》后六卷，共有474首诗，很值得也很期待能整理出版。
年谱整理详略不一
再如年谱，则是详略不一。以朱祖谋为例，马兴荣〈朱孝臧年谱〉稍嫌简略，何泳霖〈朱彊村先生年谱及其诗词系年〉已经非常详细，沈文泉《朱彊村年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虽未见到何泳霖之作，然运用《沈家本日记》补充不少朱祖谋早年的资料，二部相互参照亦可谓完备。不过沈文泉一书在引用《艺风老人日记》时常有认字错误、断句错误的疏失，如“全州”应为“全椒”、“余春平”应为“余寿平”，又如“古微寄《乙部〈语石〉三部纪》与诗”应为“古微寄乙部《语石》、三部《纪事诗》”、“樊山、□□、海□、子□”应为“樊山、梁心海、吴子修”、“喻子、韶素、一山”应为“喻子韶、章一山”，不可不察。我在研究晚清民初文人的过程中最困扰的即是日记、书信等手稿，常欣喜有大量可靠的讯息，但苦于辨识，却是必须慢慢学习与累积经验判断。
我常说民初这群词人是“零余者以余生做余事”，在世局更迭的大环境中，他们成为格格不入的一群人，避居上海、青岛、天津等地，无论是创作或校勘词籍，余事也成为他们的正事。我也常自嘲这些年一边读书一边辑佚，整理词作或编辑年谱，犹如别人眼中的余事，就如同读硕士班时并不喜欢这类琐碎的事，现在却愈来愈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声音，还有那些词人留下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