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动力，来自于上个月参加台湾国立中兴大学台湾文学与跨国文化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举办的“第12届国际青年学者汉学会议：华语语系文学与影像”。经主办人陈国伟邀请，除了发表一篇关于套用新区域研究方法在医疗史上的论文，在第一天的主题圆桌论坛“华语语系研究在欧洲”，与大会分享了一些对于华语语系研究在英国发展的看法。
华语语系研究的诞生
“华语语系”(Sinophone)概念的诞生，严格上来说，是经由美国学界一群原先将自己研究领域范围定义为“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受到21世纪中国崛起影响，鉴定中国主义的局限，开拓研究全球华人文化的理论新视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史书美教授的专书《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the Pacific》(2007年;中文翻译今年已由联经出版)，是提出华语语系概念的关键代表著作。其它大力推广这个领域的资深留美汉学者，包含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与耶鲁大学的石静远教授。
华语语系研究的成熟
作为在中国大陆文化边缘及外围的独特现象，华语语系的文化生产明确挑战中国中心主义在汉学界及国际政治论坛里的霸权模式。应用在文学研究上，华语语系更是跳脱离散华人(Chinese diaspora)对“大中国”的执著及向往，把通常不被归类为传统中国文学的马来西亚、香港、台湾、新加坡、甚至北美等在地华语作品，重组在一个新的完整框架中。对这个理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考史书美、蔡建鑫与Brian Bernards合编的《Sinophone Studies:A Critical Reader》。这本今年刚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网罗了不少知名汉学者过去在这方面的零散贡献，也收入了许多新锐学者带来的新观点，奠定华语语系研究当下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发展脉络下，台湾文学很自然的迅速成为华语语系研究对象的先锋。中兴虽是台湾第一所举办有关华语语系研究会议的大学，但中央研究院的中国文哲研究所这两年已有举办了一系列的“Sinophone”会议(这系列的最后一场“全球华语文化”研讨会，笔者有在今年1月27日的专栏里回顾)。透过这一系列的学术活动，笔者很快的警觉到，华语语系自美的引入，直接引响到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在台的紧张对立关系。收入在《Sinophone Studies》书中的多篇新论文，也是以台湾作为切入点的居多。
华语语系研究的突破
中国、美国、东(南)亚地区之外呢？回到决定性的《Sinophone Studies》一书，我们发现两篇非常有趣的文章。第一篇是由纽西兰奥塔哥大学英语系的JacobEdmond教授所撰写，精简回顾纽西兰的华语语系文学史。第二篇是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文学教授IgnacioLo'pez-Calvo的著作，讨论在拉丁美洲西班牙语系文学里出现跟中国(想像)有关的作品。严格来说，套用编者对Sinophone的定义，这篇文章讨论的出发点并非华语语系文化生产，因为它探讨的作品大部分都应该更正确的被归类为西班牙语语系文学。
到目前为止，最明确分析欧洲的华语语系研究，来自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FeliciaChan跟雪福特大学的Andy Willis去年在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发表的合著论文，透过《PingPong》(1986年)跟《Soursweet》(1988年)两部电影里描述的英国华裔经验，企图延伸华语语系理论“语言外”的定义。显然的，当我们把焦点集中在受中国中心主义影响较浅(相对曾受大英帝国影响较深)的地区上——如同纽西兰或欧洲——透过后面这两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汉学界对华语语系概念的定义，乃偏倾于受“语言中心主义”的捆绑，并展现其理论局限。
华语语系研究在英国
汉学研究在英国有一段很长的发展史，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史学家JamesHevia认为，鸦片战争对晚清中国的影响并非只透过所谓的“强势帝国主义”(例如1842年的江宁条约及1858年的天津条约为之后接二连三的不平等条约及其他帝国主义入侵开路)，而英国塑造中国在近代史里的形象，透过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凌镜，更为明确。从中法到八国联军的这段时间里，大英帝国为有关中国的信息网路及知识生产注入新的元素，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秩序。知名学会如Royal Asiatic Society及代表期刊Journa l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及TheChineseRepository等都是在这段期间建立、萌芽。
对英国汉学界来说，19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发展，莫非是牛津大学及剑桥大学分别在1876年(James Legg)、1888年(Thomas Wade)聘用了第一位中国研究的教授。Wade所发明的罗马拼音法，主宰了20世纪欧美国家的中翻英标准，直到最近20年才渐渐被汉语拼音取代。总而言之，从19世纪中旬开始，欧洲的“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不再只研究中东文化，渐渐包含越来越多的中国及东亚研究。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英国东亚研究在20世纪的增长，透过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与里兹大学等重要学府里不同学科的发展推动下，才延续到今天的样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华民国外交部的赞助下，伦大亚非学院有当今在欧洲规模最完整的台湾研究中心。)相较于众多学者把当代华语语系世界的历史追溯到18世纪大清的中亚陆地殖民，我们或许也要反思，如何回顾及评估这些19世纪中英文化翻译及思想交流的重要转捩点？
笔者认为，华语语系研究在欧洲最占优势的地方，就是比起美国帝国主义，欧洲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各角落所留下的足迹，是直接留下了不同欧语“语系”的文化指纹，如同英语语系(Angl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葡萄牙语语系(Lusophone)、西班牙语(Hispanophone)语系文化等。以此对照的角度来看，英国、法国、葡萄牙及西班牙或许比美国更适合当作华语语系研究方法论的比较对象。当今的后殖民研究，已在全球英语语系文化及法语语系文化上，有了非常深的理论造诣及史学拿捏。如果把这一系列的后殖民学术知识拿来跟华语语系研究对话，我们更能以许多“混合体”(hybridized)地区作为研究切入点，例如结合葡萄牙语语系及华语语系的澳门、夹在英语语系及华语语系之间的后殖民香港，以及在中兴大学会议上众多学者所关心的焦点——融合日语语系及华语语系的现代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