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师长友人提及在中国与香港的图书馆调阅、影印古籍的种种不便，相较之下，台湾的图书馆便利许多。不需要介绍信，不受天候影响，影印费用也便宜。我常去的图书馆主要是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与故宫图书文献处，这几处都有丰富的古籍线装书。
就复印的数量而言，傅斯年图书馆与故宫图书文献处都有三分之一的限制，国家图书馆则是只能印十页，台大则是印超过三分之一“须依全部影印订价付费，回馈图书馆一册”。故宫图书文献处若一书已经有人复印到达三分之一的额度，之后只能调阅，就不能再复印。且已数位化的古籍，仍然有复印三分之一的限制，仍须填单申请，此点与国家图书馆不同。国家图书馆的古籍若已制成微卷，则复印不受数量限制，可以直接在电脑上操作复印。以上都是当天、当场可拿到复印资料，傅斯年图书馆则是申请之后，由馆方负责复印，快则二周，慢则一月，方通知取件。
研究者苦不堪言
图书馆对馆藏古籍常珍贵而宝之，设下种种限制，就研究者而言辄苦不堪言，若藏于海外难以看到也就罢了，明明近在咫尺，仍诸多限制，一趟车程，时间心力付出，只能苦笑聊胜于无。然而这些古籍若不得研究者调阅、使用，只是藏于库房，不见天日，犹如璞藏于地，无人知晓其美。
日前听一场演讲，学者云研究某一对象，要花十几年的时间收集各版本著作与辑佚，在海外的资料格外难见，尤其书札，图书馆线上著录未必有，或是得翻阅书卡，更需透过关系写介绍信，困难重重，才得以抄回。这些资料若能影印出版或数位化，相关的研究也能更顺利完成。
好在近几年陆续有套书出版，如《清代诗文集汇编》八百册，《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对于罕见稀见的文献，即便在台湾也可方便看到。尤其海内外图书馆纷纷将古籍数位化，如我写硕士论文时，哈佛燕京图书馆将明清妇女著作百种数位化，免费供研究者下载使用，后来陆续将其重要的馆藏古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这对明清相关研究都有推波助澜之功。其他如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计画、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画，都使许多不易见到的古籍在网路上就得以浏览，这对研究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
古籍若藏于家，常由于保存不善而毁，宝于图书馆则乏人问津，影印出版既可将一化千，更有利于阅读、研究，尤其将古籍数位化之后，无论海峡两岸三地或美加、欧洲，都可在云端共享这资源，也增进对话的可能。进一步则借由这些资料整理，校订各类工具书的错误，使错误的说法不致陈陈相因。
资料记录不一致
举例而言，吴昌绶生卒年，江庆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无著录，陈玉堂辑《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云：“?-1918前后在世。”《清代诗文集汇编》之《松邻遗集》，人物小传依据《近世人物志》云：“生于咸丰六年（1856），卒于民国三年（1914）。”吴昌绶称朱祖谋为前辈，生年当晚于朱氏，此处生卒年均有误；《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之〈出版说明〉据《松邻遗集》中〈彊村校词图记〉、〈清故李君墓志铭〉与〈梅组庵杂诗〉吴定识语，订生卒年于1867-1924，此说正确。查孙雄《旧京诗存》卷四有〈戴君亮集（正诚）以其妇翁郑叔问先生《大鹤山人全集》见赠，并以《冷红簃填词图》乞题，感赋三绝句〉，其三首之二自注云：“今伯宛、瘿公溘逝已一载余矣。”此诗系于乙丑年（1925），又瘿公即罗惇?，亦卒于1924年，故可证吴昌绶卒年为1924年。《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于1989年出版，上述诸书的出版皆晚于此，但都没有借鉴此成果，非常容易误导研究者。
此外，透过数位化核对资料亦很重要，许多海外不得见的资料，研究者只能转引，容易衍生错误。因此，期待古籍数位化能推广，在未来，研究者能更便利浏览这些资料，使用这些文献，节省舟车劳顿，促进研究的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