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性侵儿童法令》新条例弥补了一些法律漏洞，但仍存有灰色地带。拥有40年妇女与儿童援助经验的专业律师维琪亚拉哈肯（Vicky Alahakone）认为，新法令无法一步登天，要成功起诉儿童性侵犯，还需仰赖有效的执法。
隶属大马律师公会的儿童权利委员会（Child Rights Committee）正致力研究和提出立法改革，希望更好地保护儿童权益。2016年年底，他们积极培训儿童代表律师，至今已有75名律师经过训练。
儿童权利委员会联合主席斯利维亚嘎纳巴蒂（Srividhya Ganapathy）表示，许多儿童性侵案撤诉的原因是家长选择放弃或妥协，不代表孩子的意愿。“有了儿童代表律师，无论在争夺抚养权或性侵案，都能清楚地将儿童的意愿转达给法官。”
维琪亚拉哈肯也对此培训表示看好，她认为，国内虽有不少非政府组织在帮助被性侵的儿童，陪伴他们出庭，但他们终究不是律师，无法在上庭前为儿童和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未知是可怕的。”她透露，不少家长因没有法律知识，惧怕审讯的过程，而选择撤销控诉，“要是律师能成为‘儿童之友’（Friend of Child），便可更有效地为儿童进行事前准备，比方说带他们到法院，熟悉审讯的过程与系统等。”
吁增设儿童特别法庭
目前，儿童权利委员会效仿荷兰、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积极向政府争取免费的儿童法律援助。
至于在今年7月投入运作的首个性侵儿童特别法庭，维琪认为，基于地点因素，其成效不大。她指出，特别法庭仅设立在布城，而非各大州属，对外州受害者来说，是一大负累。受害者与家属必须舟车劳顿到布城，交通费、住宿费已是一笔负担，加上家属必须请假带孩子前来，倘若经济状况不佳，将演变为手停口停的情况。
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阿莎丽娜就此事指出，如有需要，政府会考虑于明年在雪兰莪、柔佛和槟城设立性侵儿童特别法庭，未来再扩大至彭亨。
灰色地带待改进
维琪认为，新法令赋予司法及执法人员更多权限，但仍有不足之处，她举例：
一、无固定的审理人员
儿童性侵案审讯期间，可能面对副检察司、法官调动，或因警方搜证不足而推迟审判。维琪指出，每一次换法官，案件就须重审，花费不少时间，受害者也可能因案发时隔已久或重复太多次而忘了细节——这些都是控方的漏洞。
性侵儿童特别法庭投入运作之后，由一名“JUSA C”等级的地方法庭法官负责审理，此前为巴生地庭法官的杨扎丽达沙扎礼（Yong Zarida Sazali）受委就任该职，但她并非固定驻守于性侵儿童特别法庭，一年后也可能被调到其他法庭。维琪表示，我国没有专门审理儿童性侵案的司法人员，倘若能委任特定人员审理此类案件，将可缩短审讯期，减低受害者的心理阴影。
二、缺乏与儿童沟通的技巧
参与审讯的人员包括法官、律师、副检察司、警察等得同时处理各类案件，无法专注于儿童案件。但他们都有机会接触儿童，唯有学会专业的儿童沟通技巧，才能更了解儿童的需求与心理状态。维琪说：“每个儿童都是独立个体，执法人员需在上庭前了解其脾性，才能确保审讯过程顺利。”
三、搜查令拖慢搜证
除了受害者的口供，其他证据也是定罪的关键。人口贩卖案件允许警方无搜查令进屋搜查，但新法令无此条例，警方不能省略申请搜查令这道程序。维琪表示有些罪证如色情照片、刊物等能被轻易销毁，免除搜查令有助提高警方的搜证效率。
四、报案率不高
维琪表示，虽然有了新法令，但仍有人在发生儿童性侵案后选择不报案。教育工作能让更多人了解法令重点，增加报案率。相关单位可到学校做宣传，让更多学生、老师及家长有所认知，同时鼓励学生在遇到类似问题时，向身边的人求助。
五、无知造成恐惧
在儿童性侵案件中，警方与副检察司需要合作，针对所找到的各个证据查看有否任何漏洞。再者，警方也应在上庭之前协助受害者及其家庭了解审讯过程，解除他们对“未知”的恐惧，以增强家长对孩子上庭的信心。
问：《2017年性侵儿童法令》有何跃进？它将如何提高儿童性侵案的定罪率？
儿童性侵犯将在《2017年性侵儿童法令》下被起诉，而其中最大跃进是取消辅助证据──若法官认为，受害儿童对案情完全了解，则考虑以儿童的口供为主要证据。
低定罪率因素
年龄
大多受害者小于5岁，无法清楚表达，或无法理解性侵犯的行为，因此难以控诉。
家庭
儿童性侵案的审讯耗时1至2年，许多家长不希望孩子经历控诉期漫长的等待与煎熬，最终选择放弃。倘若施暴者是亲人，家长或因顾虑面子或在家庭压力下选择撤销控诉。
供词
《2001年儿童法令》没有针对儿童性侵的法律条文，因此儿童性侵案的刑罚归于刑事法典。在刑事法典下，儿童供词只能作为辅助，无法成为证据，因此许多儿童性侵案都随著儿童年纪增长，及“证据”的消失而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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