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少彬在小贩中心售卖板面和面粉粿,偶尔会带著女儿在身边。

民以食为天,餐饮业的创业门槛相对低,在疫情下,不少大马客工离职回马创业,选择走入餐饮业。成功开启新的生活后,有了家人的陪伴和事业上的满足感,他们决定不再越堤讨生活。

面子书Bukit Indah大小事专页版主张俊贤向《东方日报》透露,本身有接收开张花蓝订单,发现所送的开张花蓝当中,多达60%的对象是新加坡回流的大马客工,他们有些是失业回马后在本地创业,投入餐饮、超市等领域。

《客工回流之疫起创业》系列走访的大马客工,不约而同都是回流后,利用本身擅长,从事餐饮业,当中包括日式料理厨师罗少彬(33岁)。

罗少彬在新加坡工作14年,来自砂拉越的他,19岁便到新加坡找工作,做过粗工、油漆工人,后来才转而进入日本料理业,当起日式料理厨师。

他在行动管制令前被挖角,跳槽去一家新开的日本餐厅,薪水也从原本的3000新元(约9000令吉)涨到更高。然而,因疫情的关系,新的日本餐厅没有开成,他也因此失业。

“我不会英语,要找工作也不容易,我以前就因为在新加坡找不到工作,加上肩上的经济压力,难过的流泪。”

马新边境迟迟未开,他开始在本地物色摊位,决定从小贩做起。

每天陪在孩子身边

“我本来想卖日本的丼饭,但成本太高,后来咖啡店老板问我可以卖板面吗?我便回家考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做,请左邻右舍品尝给意见。”

罗少彬在位于新山丽宁镇的富发美食中心开设招牌为“开心板面”的摊位,虽然时间工作长,但所得收入足以应付家庭开销,令他感到开心。

“我以前因为路程,每天都不想去上班,现在自己的生意,虽然工作时间很长,但是心情不一样,也能每天陪在孩子的身边。”

他坦言,现在已经习惯每天陪著孩子的生活,过去虽然有想回马创业的想法,但一直没有行动。反而是疫情给了机会,现阶段没有考虑到新加坡工作,希望能在本地继续发展做出成绩,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店。

从生意中取得满足

同样从新加坡回流,在新山一间食阁开设麻辣香锅摊的陈韦睷(30岁)和陈紫薇(28岁)这对夫妻受访时坦言,虽然与过去赚新元的日子相比,目前的收入自然无法“想花就花”,但却能从自己的生意中取得满足。

他们从改变心态,从满足生活所需开始,在打拼和努力后再慢慢提升生活品质。

陈紫薇(左)和陈韦睷夫妻创业,一同经营麻辣香锅摊,虽然现在必须节省生活开销,但他们都愿意为未来努力。(摄影:刘维杰)
陈紫薇(左)和陈韦睷夫妻创业,一同经营麻辣香锅摊,虽然现在必须节省生活开销,但他们都愿意为未来努力。(摄影:刘维杰)

改变心态 努力打拼

大马客工过去在新加坡赚取高汇率兑换后的3倍薪水,如今回流本地发展,在心态和消费上都必须调整。

“拉面先生”摊主刘嘉顺(35岁)与妻子育有4名年龄介于13岁至2岁的孩子,过去在新加坡上班赚取新元,手头比较宽裕,休假带家人外出用餐,家人生日会包场庆祝,也会一家人去旅行。

“自己创业后收入比较不稳定,我有向孩子和太太解释,给我时间努力,这一段日子就辛苦一些,也没办法去旅行。”

“拉面先生”摊主刘嘉顺准备拉面汤头和食材,虽然目前收入不如之前在新加坡的薪资,但心情却是开心满足。
“拉面先生”摊主刘嘉顺准备拉面汤头和食材,虽然目前收入不如之前在新加坡的薪资,但心情却是开心满足。

他说,家人都愿意给予支持,所幸目前生意都达到预期目标,能够应付家庭开销。

“虽然我的收入没有以前3800新元(约1万1400令吉)多,也比以前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但是我现努力打拼自己的事业,心情比以前赚3800新元时更开心。”

Botak Chef西餐摊主龚晓阳(37岁)坦言,回流本地创业确实在心态上必须调整,过去在酒店担任厨师,自然分工详细,厨师也无需采买食材,管理帐目等。

在采访他的午后,小贩中心下起了大雨,强风不断吹刮,雨水打湿摊位。龚晓阳打趣到,过去在酒店当厨师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他并不以为意,因为不管在酒店或是摊位,他所服务的对象都是顾客。

Botak Chef西餐的摊主龚晓阳(37岁)认为,不管是在酒店或是摊位工作都必须用心准备食物,服务的对象都是顾客。(摄影:刘维杰)
Botak Chef西餐的摊主龚晓阳(37岁)认为,不管是在酒店或是摊位工作都必须用心准备食物,服务的对象都是顾客。(摄影:刘维杰)

上述回流的大马客工受访时不约而同表达暂无意回到新加坡发展的想法,他们都希望能从摊位做起,在累积了成果和顾客后,再往开店的目标迈进。

创业赔积蓄 客工坦言后悔

有大马客工在回流本地后成功创业,但也有客工赔上了积蓄,如今进退两难,坦言后悔创业。

在新加坡从事海鲜批发工作长达12年的沈佩国(45岁),过去每月能赚取1万5000至2万令吉的薪水。我国3月18日落实行动管制令时,他因来不及赶往新加坡而留在本地。

马新边境迟迟未开放,加上早前新加坡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很高,他便打消到新加坡的念头,从朋友手中顶下咖啡店经营。

 

他坦言,朋友早前拜托他顶下这间咖啡店,他考虑后便花了6万令吉顶下,但开业至今都在“贴钱”,加上我国疫情越来越严重,咖啡店生意也因此不理想。

“我以前每天晚上11时骑摩哆到新加坡工作,清晨7时回返新山。我心想,若能在本地赚到钱,就不用到新加坡工作了,怎知生意不理想,也快赔上了积蓄。”

沈佩国透露,本身育有4个孩子,每月家庭开销要1万令吉,咖啡店生意不理想,让他倍感压力。

他坦言,如今进退两难,心情也不好,对于创业的决定感到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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